要享受悠閑的生活，所費是不多的。
中國人之愛悠閑，有著很多交織著的原因。中國人的性情，是經過了文學的熏陶和哲學的認可的。這種愛悠閑的性情是由於酷愛人生而產生的，並受了曆代浪漫文學潛流的激蕩，最後又由一種人生哲學——大體上可稱它為道家哲學——承認它為合理近情的態度。
中國人能囫圇地接受這種道家的人生觀，可見他們的血液中原有著道家哲學的種子。
有一點我們須先行加以澄清，這種消閑的浪漫崇尚（我們已說過它是空閑的產物），絕不是我們一般想象中的那些有產階級者的享受。那種觀念是絕對錯誤的。我們要明了，這種悠閑生活是窮困潦倒的文士所崇尚的，他們中有的是生性喜愛悠閑的生活，有的是不得不如此。當我讀中國的文學傑作時，或當我想到那些窮教師們拿了稱頌悠閑生活的詩文去教窮弟子時，我不禁要想他們一定在這些著作中獲得很大的滿足和精神上的安慰，所謂“盛名多累，隱逸多適”，這些話在那些應試落第的人聽來是很聽得進的；還有什麼“晚食可以當肉”這一類的俗語，在養不起家的人即可以解嘲。有些中國青年作家們詆責蘇東坡和陶淵明等為罪惡的有閑階級的知識分子，這可說是文學批評史上的最大錯誤了。蘇東坡的詩中不過寫了一些“江上清風”及“山間明月”，陶淵明的詩中不過是說了一些“夕露沾我衣”及“雞鳴桑樹顛”，難道江上清風、山間明月和桑樹顛的雞鳴隻有資產階級才能占有嗎？這些古代的名人並不是空口白話地談論著農村的情形，他們是躬親過著窮苦的農夫生活，在農村生活中得到了和平與和諧的。
這樣說來，這種消閑的浪漫崇尚，我以為根本是平民化的。我們隻要想象英國大小說家勞倫斯·斯特恩在他有感觸的旅程上的情景，或是想象英國大詩人華茲華斯和科勒律治他們徒步遊歐洲，心胸中蘊著偉大的美的觀念，而袋裏不名一文。我想到這些，對於這些個浪漫主義就比較了解了。一個人不一定要有錢才可以旅行，就是在今日，旅行也不一定非得是富家的奢侈生活。總之，享受悠閑生活當然比享受奢侈生活便宜得多。要享受悠閑的生活隻要有一種藝術家的性情，在一種全然悠閑的情緒中，去消遣一個閑暇無事的下午。正如梭羅在《沃爾登》裏所說的，要享受悠閑的生活，所費是不多的。
籠統來說，中國的浪漫主義者都具有銳敏的感覺和愛好漂泊的天性，雖然在物質生活上露著窮苦的樣子，但情感卻很豐富。他們深切愛好人生，所以寧願辭官棄祿，不願心為形役。在中國，消閑生活並不是富有者、有權勢者和成功者獨有的權利（美國的成功者更加匆忙了），而是那種高尚自負的心情的產物，這種高尚自負的心情極像那種西方的流浪者的尊嚴的觀念，這種流浪者驕傲自負到不肯去請教人家，自立到不願意去工作，聰明到不把周遭的世事看得太認真。這種樣子的心情是由一種超脫俗世的意識而產生，並和這種意識自然地聯係著的；也可說是由那種看透人生的野心、愚蠢和名利的誘惑而產生出來的。那個把他的人格看得比事業的成就來得重大，把他的靈魂看得比名利更緊要的高尚自負的學者，大家都認為他是中國文學上最崇高的理想。他顯然是一個極簡樸地去過生活而且鄙視俗世功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