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快樂分成肉體的和精神的兩種，這是最糊塗的分析。一切快樂的享受都屬於精神的，盡管快樂的原因是肉體上的物質刺激。小孩子初生了下來，吃飽了奶就乖乖地睡，並不知道什麼是快活，雖然他身體感覺舒服。緣故是小孩子時的精神和肉體還沒有分化，隻是混沌的星雲狀態。洗一個澡，看一朵花，吃一頓飯，假使你覺得快活，並非全因為澡洗得幹淨，花開得好，或者菜合你口味，主要因為你心上沒有掛礙，輕鬆的靈魂可以專注肉體的感覺，來欣賞，來審定。要是你精神不痛快，像將離別時的宴席，隨它怎樣烹調得好，吃來隻是土氣息，泥滋味。那時刻的靈魂，仿佛害病的眼怕見陽光，撕去皮的傷口怕接觸空氣，雖然空氣和陽光都是好東西。快樂時的你一定心無愧怍。假如你犯罪而真覺快樂，你那時候一定和有道德、有修養的人同樣心安理得。有最潔白的良心，跟全沒有良心或有最漆黑的良心，效果是相等的。
發現了快樂由精神來決定，人類文化又進一步。發現這個道理，和發現是非善惡取決於公理而不取決於暴力一樣重要。公理發現以後，從此世界上沒有可被武力完全屈服的人。
發現了精神是一切快樂的根據，從此痛苦失掉它們的可怕，肉體減少了專製。精神的煉金術能使肉體痛苦都變成快樂的資料。於是，燒了房子，有慶賀的人；一簞食，一瓢飲，有不改其樂的人；千災百難，有談笑自若的人。所以我們前麵說，人生雖不快樂，而仍能樂觀。譬如從寫《先知書》的所羅門直到做《海風》詩的馬拉梅（Mallarme），都覺得文明人的痛苦，是身體困倦。但是偏有人能苦中作樂，從病痛裏濾出快活來，使健康的消失有種賠償。蘇東坡詩就說：“因病得閑殊不惡，安心是藥更無方。”王丹麓《今世說》也記毛稚黃善病，人以為憂，毛曰：“病味亦佳，第不堪為燥熱人道耳！”在著重體育的西洋，我們也可以找著同樣達觀的人。工愁善病的諾凡利斯（Novalis）在《碎金集》裏建立一種病的哲學，說病是“教人學會休息的女教師”。羅登巴煦（Rodenbach）的詩集《禁錮的生活》（Les Vies Encloses）裏有專詠病味的一卷，說病是“靈魂的洗滌（puration）”。身體結實、喜歡活動的人采用了這個觀點，就對病痛也感到另有風味。頑健粗壯的18世紀德國詩人白洛柯斯（B.H.Brockes）第一次害病，覺得是一個“可驚異的大發現”。對於這種人，人生還有什麼威脅？這種快樂，把忍受變為享受，是精神對於物質的最大勝利。靈魂可以自主——同時也許是自欺，能一貫抱這種態度的人，當然是大哲學家，但是誰知道他不也是個大傻子？
是的，這有點矛盾。矛盾是智慧的代價。這是人生對於人生觀開的玩笑。
心路花語
錢老先生用淺顯易懂的語言向我們闡述了快樂是由精神來決定的。他在文中這樣寫道：“穆勒曾把‘痛苦的蘇格拉底’和‘快樂的豬’比較。假如豬真知道快活，那麼豬和蘇格拉底也相去無幾了。豬是否能快樂得像人，我們不知道；但是人會容易滿足得像豬，我們是常看見的。把快樂分成肉體的和精神的兩種，這是最糊塗的分析。一切快樂的享受都屬於精神的，盡管快樂的原因是肉體上的物質刺激。”快樂是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和表露，快樂是一種修煉和欣賞，快樂是一份心境和渴望。
在這個愈來愈擁擠的世界裏，隻要我們對他人存有一顆寬容、厚愛的心，我們就能韜光養晦、寵辱不驚，生活的空間就會更加寬闊，心情會豁然開朗，自己就會擁有真正快樂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