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作為一個人，他多多少少皆有行善之心。這種推斷不但使革命者對人天然的友善之情抱有信心，而且也使許多人覺得有文化的紳士們的是非觀念並不比沒文化的普通人有什麼高明之處。傑斐遜重複特倫查德和戈登的加圖的話，說：對一個耕田人和一位教授講述一件道德案件，前者也同樣能做出判斷，而且常常是更好的判斷，因為他從沒有被人為的條條框框所誤導過。
民主式平等的真正源泉就在於此，他告訴我們人生來就是平等的。這種平等比洛克關於人生來都是白紙一張的觀點還要強有力。當然啦，傑斐遜和其他創造這種平等道德觀念的人對這種觀念將會產生多麼深遠的作用無從知悉，但是，早在美國革命之前很多的跡象就已或隱或現。1771年有人說，紳士們所夢想的人文教育並不能使人獲得自由，平凡淳樸、心懷善意的人們比那些受過正規教育、隻鍾愛自己的人要更加自由得多，實踐經驗才最可貴。
剛剛過去的這場革命，使這種反唯美的思潮轟轟烈烈的進行了一番肆虐，進而也對所有不論是天生的還是人為的差異提出了懷疑。共和式平等加劇了人們對社會地位的競爭，也使在美國革命以前就有的人們互相攀比、鋪張浪費的現象更加嚴重。共和式的平等威脅著、甚至要摧毀社會等級製這一觀念。在自由與獨立的共和國裏，平等之風吹遍各地，人人都雄心勃勃，要與左鄰右舍一爭高低。在美國人的觀念中低人一等的觀念，比如從事低賤的職業或行業，讓那些覺得不如人家的人倍感屈辱和痛苦。其結果是，人人都處心積慮地想同地位高於自己的人平起平坐，如果其他方麵不如人家的話，至少穿著打扮要不比別人差。一個不容職業上和服裝上低人一等的現象存在的社會，實際上是一個異乎尋常的社會。這種現象使共和式平等比任何人所預料的發展得都要快、都要深入。
深受這種平等思想影響的許多美國人認為，美國革命僅僅是用一類討厭的精英替換了另一類而已。18世紀80年代中期，馬薩諸塞州有一篇很典型的長篇大論說：就在我們中間，有些人自稱為上等人。可是這些上等人實際上同殖民時代的那類暴發戶士紳如出一轍。那些士紳擔任英帝國的官職，同那些承蒙他們賞光進入他們圈子的人千絲萬縷地聯係在一起，他們曾企圖自認為是優等人。優等人這種稱呼十分可笑，這類詞彙在公民的眼中完全變成了人所不齒的東西。
以前，就有人告誡我說，人們不要做出高人一等的樣子，不管是參加不接受外人的舞會和茶會，還是自己的大學學曆，都不能大肆炫耀。1783年由參加獨立戰爭的美國退伍軍官們組成的辛辛那提兄弟會的成立引起了人們極其強烈的反感。許多美國人，包括塞繆爾-亞當斯都認為，這個組織表明了在如此短暫的時間裏等級化的軍事貴族快速發展的趨勢。這種強烈的批評迫使軍官們退避三舍，他們的主張也不敢太公開化了。事實上，到18世紀80年代中期，不論是真貴族還是假貴族，各式各樣的貴族都變得格外小心，不敢輕易說出高人一等的想法。
我對於那些伺機向各種權威和包括士紳們在內的上等人挑戰的人來說，平等成為他們的集合號令。我們今天通常對這些向貴族的挑戰不以為然，把它們當成是虛張聲勢，與所謂的美國社會平等的現實沒什麼關係。同歐洲相比，美國畢竟好像是不存在需要推翻的貴族。但是，正如法國駐美公使路易-奧托在1786年指出的那樣，我們不僅忽視了士紳階層的存在，而且也忽視了普通百姓所感到的與士紳階層相關的被剝奪感。奧托說：盡管在美國沒有貴族，但是存在著所謂的‘紳士’階層，這些人由於自己的財富、才能、教育、出身或擔任的官職，夢寐以求獲得公民不會給予他們的那種顯赫地位。
早在18世紀80年代，社會上存在的主要相互敵對的勢力已經不再是愛國者反對權貴集團，而是變成了民王派反對貴族勢力。立法機構裏和宣傳媒介上充斥著對貴族勢力的諷刺和謾罵。父輩是普普通通的農民的士紳，突然發現了做為新貴族的資格的條件，這些資格常常就是哈佛、耶魯或普林斯頓大學的學位。現在這些人也成了眾矢之的。
納撒尼爾-奇普曼是康涅狄格州一個鐵匠兼農夫的兒子，他在1777年畢業於耶魯大學。就像許許多多他同時代的大學畢業生一樣，奇普曼躊躇滿誌，胸懷開明，見解獨到。1778年他從大陸軍中退役，由於囊中羞澀，難以維持做紳士和軍官的生活，他步康涅狄格人的後塵，沿著康涅狄格河北上，進入佛蒙特州。在新的地方，他深知他的大學學曆和他所受的法律教育可能會使他大顯身手。1779年他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寫道：這個州連一名律師也沒有，我將來準會是地球上的不凡之人。想想吧，當我當上佛蒙特州的執法者時，我將會何等風光。盡管對好朋友袒露的真言裏含有自我調侃的成分，但是毫無疑問，奇普曼真心想要在政府裏飛黃騰達，然後進入十三州邦聯議會，最終坐上新大陸的最高交椅。他戲說著要達到的幸福的頂點的台階：看吧，先是律師，然後是市鎮行政管理委員會的成員，再後則是滿麵怒氣的法官、代表、助理、國會議員等。所有這些話都明白無誤地表明了他的野心——這類職務非他這種人莫屬。
所以說，難怪像馬修-萊昂這樣富有傳奇的人把奇普曼稱為妄自尊大的貴族。1764年馬修年僅15歲，如同許多在美國革命之前來到美洲的人一樣，他作為契約奴從愛爾蘭來到美洲。在契約期滿之後，他成了家，1773年舉家移居到佛蒙特州。萊昂是位雄心勃勃的投機者，利用美國革命沒收親英分子財產和佛蒙特州獨立等各種機會向上爬。在他倒台之前，他已身為佛蒙特議會的領袖人物。他即使不是整個新英格蘭地區最富有的企業家中的一個，起碼也是佛蒙特州數一數二的富人。
但是，盡管萊昂富甲一方，在奇普曼這些受過教育的士紳眼裏，可是萊昂永遠隻是愚魯的愛爾蘭牛犢。反過來，萊昂也很自然地把奇普曼和他的律師同僚們叫做職業紳士和貴族，說這些人利用不成文法的陳詞濫調為先前的親英分子，紐約的地主以及其他多不勝數的買賣人服務，而不是為窮人服務。盡管萊昂身為大製造商，盡管他腰纏萬貫，但是他說他代表窮人這話並不假，因為在他的內心裏，他仍然是窮人中的一員。依照傳統觀念，他也仍舊是他們中間的一分子，因為他既沒有在耶魯大學念過書，也不是一個紳士。在他看來，正在興起的奇普曼等人所代表的擁護聯邦製勢力與他本人所代表的擁護共和製勢力之間的鬥爭，實際上是貴族分子與民主分子之間的……鬥爭。
如果把奇普曼說成是貴族，對奇普曼和他的家族來說，簡直是天大的笑話。他的兄弟無論如何也不會相信，納撒尼爾-奇普曼會是貴族？，對所有了解他那樸實的共和化思想和作風的人來說，這真是無稽之談。可是用低於獨立戰爭之後的標準來衡量的話，奇普曼確實就像佛蒙特州將眾所周知的那樣，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貴族。萊昂也由於比奇普曼還要富有，卻被人看成不如奇普曼，心中十分不滿。
等到1791年時，地理學家賈迪迪亞-莫爾斯早已把新英格蘭地區形容為這樣的地方：人人都自我感覺不比別人差，個個都相信全人類人人都擁有或者應該擁有均等的權利。可是莫爾斯所目睹的僅僅是一個開端，而其他人接著就會發現，在美國，平等不僅意味著某人與其鄰人不相上下，而且也意味著去衡量一個人不是看他是否有頭腦，而是看他的錢包是大還是小，錢包的分量使他在眾人心目中的天平上或起或沉。那是一種任何革命者不曾料到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