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結果我們看到，最後還是共和主義走得更遠。18世紀人們思想中的共和主義傾向實際上對少數貴族與多數百姓之間長期存在的差別提出了挑戰。在我們現在具有平等思想的時代，我們很難理解傳統的君主製社會中的貴族和士紳們對社會下層公民的蔑視。假如有人注意到了這些下層人的話，那這些在地球上爬行的可憐蟲們也常常被視作禽獸與牛馬。但是，正如我們所見，在整個18世紀，開明和具有共和思想的士紳們以各種方式逐漸破壞這種貴族式的傲慢。他們斷定，社會的下層人有著同他們一樣的生活現實，他們用這種思維方式，把基督教的上帝麵前人人平等的信仰世俗化了。人道主義的情感在這一過程之中誕生了，我們在20世紀繼承並進一步發展了這種強大的力量。這種情感通常都是間接或隱晦地表達出來的，但是越來越多的人得出了如下的結論：
大人物與小人物的界限，是德與善的禍害根源。
就當像威廉-伯德這樣的貴族出身的人都說出人人——甚至那些不同國家、不同種族的人——生來平等，人與人之間的主要差別隻是由於改善境況的機遇不同造成的這些話時，我們該會知道這種啟蒙的共和主義的力量有多麼強大了。18世紀英美文化中的共和化傾向十分強烈，就連切斯特菲爾德勳爵的一張嘴都能在說出很難說黎民百姓會思考之後，接著又說牧羊人和牧師都是人，他們有同樣的天性和七情六欲，隻是他們的表達方式不同而已。切斯特菲爾德畢竟還是開明的，他把自己算作是新的思想開放的貴族中的一員。這些貴族認為，為自己的出身血統洋洋自得是有失體麵的。切斯特菲爾德認為，他的仆人們本質上與我是同樣的人，他們之所以成為我的下人，隻是由於個人的運氣不同罷了。有些入比以往看得更加清楚：文化是人為的，所有的社會差別也似乎都是人為的。孟德斯鳩說，他成為人是必然的，但是成為法國人卻是偶然的。
話又說回來了，並非所有的美國人都完全相信這些關於人類生來平等的觀點。有的人，如波士頓的紳士本傑明-普拉特就認為，普通百姓如豬狗一般，迷信愚昧，而且他們本該如此。教育隻能使他們驕傲自大，除此之外，別無益處。另一些人則對印第安人或黑人是否算作人類這一問題避而不談。很多男人思考婦女地位時，隻強調她們與男人不同這一方麵，而不強調男女都一樣。其他一些人繼續相信上帝已經確定了—上天堂和下地獄的永久界限。還有一些人在承認所有人都具有視覺、聽覺、嗅覺、味覺和觸覺的同時，還爭論說，天才，即精英們，可能還有特殊的感覺（例如美感等），這些特殊的感覺使他們有別於普通百姓，使他們更加敏銳。這種差別使士紳與百姓的持續不斷的分離合理化，而且也說明了為什麼每個階層的榮辱標準各不相同。
不過，話說到底，18世紀後期的美國人的這些看法之所以很特別，就在於大多數受過教育的人接受了洛克感覺論的開明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生來平等，隻是環境對他們的各種感官的影響使他們變得有所不同。本傑明-拉什像傑斐遜一樣，他們身上體現了美洲的啟蒙運動精神。拉什說：在所有時代和所有國家裏人性都是相同的，人性在善與惡、學識淵博與愚昧無知諸方麵的差異，可能是由氣候、國家、文明程度、政府形式或者一些偶然因素引起的。這些信念對於18世紀接受啟蒙思想的人們增長對他人的惻隱之心來說是尤為重要的。如果人們一旦相信自己可以控製環境，愚民可以被教化，而不是像傳統的君主製社會所認定的愚民生而愚拙的話，那麼他們就會開始對其所聞所見的罪惡及愚昧增強道德責任感，並體驗到博愛精神。18世紀的平等精神和人道主義關懷都出自這些前提。
約翰-亞當斯最先也是最明白地表露了，革命領導人對平等的懷有的模糊的，但卻非常激進的感情，也許在這一方麵無人能與他相比。亞當斯毫不懷疑世界上存在著大人物和傑出人物，他希望也能成為其中的一分子。他並不為以西塞羅為榜樣而感到羞愧，千古流芳，英名永存將是對我極大的告慰，有這種想法我問心無愧。然而，與此同時，他親身感受到了那些馬薩諸塞大人物的狂妄自大和矯揉造作的作風，他感受到了他們的嘲笑和譏笑、恥笑與冷笑，因此情不自禁地在思想感情上接近普通百姓，接近那些大人物總是樂於稱為大眾、黎民、庶民、群氓及愚民的這些人。這些最卑賤和最底層的人絕不隻是做牛做馬，實際上他們根據上帝與自然萬古不變的法則，同國王、貴族一樣，享有呼吸空氣的權利，享有利用光線的權利，享受吃飯穿衣的權利。正如亞當斯在1766年，即在傑斐遜撰寫《獨立宣言》的前十年寫到的那樣：人人生而平等。亞當斯真誠地相信這一點，而且他也不得不相信這一點。亞當斯義憤填膺地譴責貴族階層，譴責貴族階層那種自以為是和高高在上的派頭，譴責他們傲睨萬物的表現。亞當斯強烈地為普通百姓辯護，反對貴族階級，反對把普通百姓當作牛馬一樣役使，當成豬狗一樣對待，當成被榨剪羊毛的羊。同亞當斯相比，在這些方麵，其他革命者隻能望其項背。
亞當斯他很樂意隨時充當漢弗萊農夫這個農夫的角色，以便在輿論界為這些地位低下的人而戰鬥。那些人同那些所謂的蓋世英豪一樣，都是用同樣材料製成的。他自己是大老粗，不會像那些大佬們那樣，在報紙上文縐縐地寫什麼政治，可是他明白他比他們有見識。我們又有學問又有錢的大人物們願意把自己說成是一代精英、傑出人物。他們認為天才如鳳毛麟角，上天隻給予極少數人此種天賦，其他人則是難以企及的。這種觀點同那種怪誕不經的宗教教義都是出自同樣的虛榮。那種教義認為，上帝隻遴選少數其珍愛之人（盡管如此，每個信仰那種教義的人都認為自己就是其中之一），不論是否預見到他們的賢德，都使他們獲得永恒的生命；上帝擯棄其餘的人，不論他是否預見到他們的罪惡。亞當斯在1761年說，人與人之間的差別實際上並不明顯，也不是絕對的。人的能力千差萬別，各不相同。我們給天才定義為一種天生固有的才能，然後再把這個美名賦予某些極少數人，這些人生來就是讀書人，吉星高照，得以在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出類拔萃，或是在世界所謂的偉大事件中超群絕倫。可是，亞當斯說，如果我們把所有出眾的人都稱為天才的話，那麼我們就會發現，世界上的天才比比皆是。耕種玉米、運輸牡蠣、獵鹿等行業都是在最偉大的天才所從事的高尚的職業之列。在這些普通人的生活中，同在最知名的詩人的作品中一樣，或者同在你所讀到的凱撒大帝、查理國王和弗雷德裏克皇帝生活中一樣，充滿了發明與創新（這也就是大詩人蒲伯所言的天才標準）。亞當斯還說，所謂的大人物如此引以為自豪的天賦，並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環境造就的。假如你從古希臘、古羅馬或英國曆史上挑出任何一位偉大人物，並沒想他們出生並成長在愛斯基摩地區，或（南美的）巴塔哥尼亞印第安人地區，或（北極的）拉普蘭地區，沒人會想到這些天才能做出任何業績來。到後來，戴維-拉姆齊也同意亞當斯的觀點，他說：幹大事的本領實際上同恰如其分地處理日常事物的能力不相上下。
20世紀後期的美國，似乎人人可以做工養活自己，那是基於平等而來的，我們對這些18世紀關於普通人與曠世之才的工作和才能本質上是相似的這些說法並不會感到異常興奮。可是在整個西方曆史上，這些說法則是嶄新的觀念，也確實是激進的，而且是震撼世界的美國革命的特征的一個組成部分。
所以，盡管共和革命黨人承認，人與人之間存在著由環境作用於人的感官而形成的差異，然而他們大多數人的結論卻是：人的本性是相似的，他們多多少少都具有同一種共同的本性。正是這種共性用天然的愛把人們聯係在一起，並使人們有可能相互溝通思想感情。每個人身上都有某種東西，即某種道德觀念或者惻隱之心，使得人們能夠擁有憐愛之心，也使得人們在共同的人性中結合在一起。人們認為，即使是最低賤的人也有這種同情心，或者是對他人的道義感。年輕的神學院學生，後來的馬薩諸塞州謝菲爾德市的一個校長托馬斯-羅賓斯，在他的日記裏記述了一個4歲男孩的故事。這個男孩詢問羅賓斯拇指上的傷口怎樣了，他說：要是我有藥膏的話，我就會給你的傷口塗上一些的。羅賓斯對這個男孩的同情心大為震驚，他這樣做似乎完全出於天性，不帶絲毫後天教化的痕跡。我想，我們在任何人身上都可以看到人的本性。他的結論是顯而易見的：人性中不正是有仁愛存在嗎？
革命者們雖然相信洛克的感覺論，可是他們卻決非那種徹頭徹尾的感覺論者，不是那種相信人們隻靠理智就能控製環境對人們感官產生混亂影響的感覺論者。人們還需要別的東西來豐富自己的經驗。否則——詹姆斯-威爾遜引用休謨的話說，人就成了一團各種感覺的集合物，成了一個集結連續不斷迅急流動的各種感受的集合體了。單單靠變幻不定的感覺是無法組成社會的，必須要靠本能和天性來把人們聯係到一起。正如傑斐遜說的那樣：假如造物主想要把人創造成為社會性動物但又不給他植下社會特性的話，那麼造物主真的就是一位蹩腳的藝術家了。同這些年代其他國家裏的人一樣，美國人斷定，每個人身上都具有這種天生的社會特性，即一種道德本能，一種同情心，以此來緩和洛克刻板的環境論觀點。這種看法與蘇格蘭的倫理精神或人們常識性的想法相一致，類似於康德的思想。人們需要這種精神上的平衡器來與洛克的感覺論裏最糟糕、最可怕的影響相抗衡，使個人可以在一個困惑和混亂的世界裏保持平穩的心態，能夠友善地與人交往。納撒尼爾-奇普曼寫道，假如人的性格僅僅是來自各種各樣外在與內在事物的影響對他自身所產生的結果的話，那麼他將隻會被盲目的衝動所擺弄。因而，人們有必要在道德上做出某些平衡或仲裁。因為並不是人人都有同等的理智，所以這種平衡或仲裁物不是理智，而是人皆有之的是非觀念，是一種在每個人內心和良知中存在著的道義。詹姆斯-威爾遜說，盡管人們也許出身低賤，沒有受過教育，但是這種共有的道義純粹是上天賜予的，它使人們有能力處理自己的事情，並使人們能夠為自己對他人的行為負責。這種道義感使人們有可能懷有仁慈之心，也確實使道德社會的存在成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