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德（Wood，1933—），研究美國革命史的著名史學家，曆任劍橋大學、布朗大學教授，1970年出版名著《美利堅共和國的建立》，1991年又出版《美國革命的激進主義》，獲美國普利策新聞獎。核心智慧人人都處心積慮地想同地位高於自己的人平起平坐，如果其他方麵不如人家的話，至少穿著打扮要不比別人差。一個不容職業上和服裝上低人一等的現象存在的社會，實際上是一個異乎尋常的社會。這種現象使共和式平等比任何人所預料的發展得都要快、都要深入。平等對美國人來說之所以如此具有震撼力，是因為它逐漸意味著：人們不僅出生時期相同，不隻是能力、財產和財富相同，也不隻是超自然的宗教意義上的靈魂平等，而且任何人同他人實際上沒有什麼兩樣。普通美國人逐漸相信，沒有哪個人的基本日常的舉止行為要比他人真正好得多。這才是其他國家所不曾有過的平等。8世紀90年代和在其後的年代裏，指責法國革命是使美國出現混亂局麵的罪魁禍首，以此來逃避矛盾。是法國革命，而不是美國革命，造成了群眾性混亂和美國世風日下。聯邦的擁護者們說，法國革命對解放事業造成了難以修複的創傷，法國革命敵視所有的政府，甚至敵視我們的政府，而我們的政府無疑是最好的。一位歇斯底裏的年輕人，小奧利弗-沃爾科特聲稱，寧可美國再也不存在了，也比受法國革命浸染要好。然而，到19世紀初期，對許多人來說，他說的話似乎就是事實。法國雅各賓派的激進思想是由伏爾泰、普裏斯特利和孔多塞，以及血腥的無神論的匪徒們鼓噪出來的，這些思想毒化了美國人的頭腦，歪曲了美國革命的理性思想。約翰-昆西-亞當斯對這一觀點堅信不疑。1800年他翻譯並在費城出版了由德國學者弗裏德裏希-馮-根茨寫的一篇文章，他對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進行了對比。他說，這篇文章使美國革命擺脫了承襲法國革命思想的惡名，從此，這篇文章出名了。基於此，美國產生了一個神話，並一直延續至今，即美國革命的嚴肅和保守，而法國革命則是混亂和激進的。但是，如果我們隻是以暴力和血腥作為衡量激進的標準，這個神話才能繼續存在。如果用其他標準來衡量，美國革命就是激進的，這一點大多數擁護聯邦製的人都十分清楚。像費希爾-艾姆斯和喬治-卡伯特等擁護聯邦製的人都知道，1804年把北方各州同親法的其餘的州分離出來的努力是徒勞的，因為就像卡伯特所說的那樣，危害美國的禍源並不是南部各州或者法國，而是出自於我們國家的政治理論，出自於我們本身。早在1810年以前，許多建國領袖們和謀士，包括大多數老一代北部聯邦同盟的領導者們，對美國革命建立起來的民主製甚感失望：而大多數美國國民則歡慶美國民主製。1809年脫離子浸禮教派的伊萊亞斯-史密斯說：政府采用的是民主製。我們最好要知道這個詞，而我們祖國的敵人在大肆攻擊這個詞。Democracy這個詞是由兩個希臘詞組成的，一個詞的意思是公民，另一個詞是民有政府的意思……朋友們，永遠不要為民主感到羞愧。在美國，民主製適合美國人的要求，不隻是在有更廣泛的選舉權和在他們競爭的政治體係這些方麵。1823年休-斯溫頓-萊格瑞在南卡羅來納州紀念美國獨立日的講話中說：整個社會結構發生了最令人驚奇的革命。民主製實際上代表了一個用多種新型的關係把公民凝聚在一起的新型的社會秩序。並不是因為在新型的民主社會裏君主製的庇護關係和裙帶關係煙消雲散了，也不是因為共和製的愛與仁慈這一重點被人們忽視了，隻是因為不論哪個社會或文化，不論它如何生機勃勃，它都不會完完全全地擺脫過去的影響。君主製和共和製的舊的社會關係在19世紀仍然存在，甚至遺留至今。然而，新的共和國看到了民主製的社會關係和人們的依附感的發展，不同於君主製或者共和主義類似關係的發展，對各自社會關係的讚頌也不同，民主製的政治領袖們也不同於世界曆史上出現的任何一代領導人。就在美國革命發生後的幾十年裏，美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論用何種標準來判斷，美國社會都發生了突飛猛進的變化，不僅僅是地域上的遷移運動，企業的能量、宗教的熱情以及拜金的欲望都發生了突破性的變化。也許在西方的曆史上還沒有哪一個國家在如此短暫的時間裏發生過如此巨大的變化。美國革命如洪水破堤，釋放了蓄積已久的巨大壓力。雖然在美國革命之前有一些小的滲漏和暗流，但是從一開始就很脆弱的整個傳統社會結構仿佛頃刻之間就土崩瓦解了。公民更加自由，他們的能量以前所未有的規模發揮出來了。平等的觀念對深入民心，在這裏公民全體的爆發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平等的觀念是美國革命中產生的最激進和最強大的思想力量。它具有十分強大的感染力，這是革命者們沒有認識到的。平等觀念一旦被激發出來，就勢不可擋，以驚人的力量在美國社會和文化中迅猛發展。它成為赫爾曼-麥爾維爾所說的偉大的上帝！民主的中心與外圍！平等精神不僅光臨到貴族中的精英頭上，而且它的人性的光芒覆蓋了所有的美國公民，甚至把民主的尊嚴帶給了那些揮鎬打樁的人。在《獨立宣言》發表之後的幾十年間，美利堅合眾國變成了世界曆史上最平等的國家。不管它的財富如何分配不均，但是它直到今天仍然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國家。
在美國平等是共和主義的核心。戴維-拉姆齊說，它是共和國的靈與肉。共和國的公民身份就帶有平等的意思。公民這一詞是以前的君主製社會常用的一個詞。它通常是指一個城市或者鄉鎮的居民，因此有別於一些擁有土地的貴族和士紳。約翰遜博士實際上把公民定義為非貴族的生意人、手藝人。1762年愛德華-雷文斯克羅夫特寫的喜劇的名字就叫作《從公民到紳士》。
革命者們一直都把他們新的共和國的成員統稱為公民，這就威脅了紳士們與眾不同的社會地位，也不自覺地給社會平等施加了更大的壓力。1777年之後，在波士頓，人們不再使用自耕農和農民這些詞彙，隻是偶爾用職業的稱謂來稱呼手工業者。在白人成年男性中，人們越來越普遍地相互稱呼先生。在南卡羅來納州的查爾斯城，到18世紀90年代，市政委員會迫於壓力，廢除了老爺、閣下的稱謂。約瑟夫-丹厄後來是著名的擁護聯邦製的《港口期刊》的創辦人和編輯。到1793年，這位年輕的保守派已經譴責革命者們促進平等的做法了。他傲慢地挖苦道；我一向都景仰你們這些‘1775年的老輝格派’。他對他的父母說：可是直到他們給娼婦和裁縫設立節日、說烏合之眾都是總督之日，他們的蠢事才算做到了家。
革命者們雖然擁護公民平等的基本觀點，可是他們並不想消滅社會差別。因為他們知道，不論社會如何共和化，如何擁護平等的原則，社會將不得不存在由於受教育程度和其他偶然因素而產生的等級和差別，盡管這些等級和差別不會像君主製社會的那樣明顯。他們所謂的平等顯然是指機會的平等，激勵天才有所作為，為德才兼備的人創造機遇，與此同時破壞裙帶關係和庇護製，不讓它們再作為領袖人物的來源。可是，由於社會地位的上下升遷是以個人的能力和品德為基礎而變化的，所以人們認為沒有任何等級差別能一成不變，或者能夠延續幾代不變。機會均等由此可以有助於促進人們社會地位大致的平等。
在這種大致平等的社會地位中，實際上正是共和主義的關鍵所在。從古至今，理論家們就認為，共和化的國家需要其公民擁有財產的平等權。雖然絕大部分美國人並不相信共和國裏人人都要擁有等量的財產，但是，確實有幾個思想激進的人呼籲，土地法在個人的財產過多時，有權減少其財產。所有的人都確信，如果極少數人掌握著大部分的財富，而大多數人仍然是依附於他人的仆人或者是沒有土地的雇工，社會是無法繼續保持共和製的。平等與獨立相連，事實上傑斐遜起草《獨立宣言》的初稿寫的就是人生來是自由與獨立的。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人不能總按他人的意誌行事，擁有財產才會使他們的獨立成為可能。因此美國人在1776年得出結論說，他們之所以天生適合采用共和製，就是因為他們是有產者，幾乎人人都擁有財產。
可是，對於我們歐洲的革命者們來說，平等最終不僅僅意味著這一點。實際上，如果平等隻是意味著機會的均等或者是財產的大致平等的話，那它永遠也不可能像現在這樣成為美國曆史上唯一最強大和最激進的思想力量。平等對美國人來說之所以如此具有震撼力，是因為它逐漸意味著：人們不僅出生時期相同，不隻是能力、財產和財富相同，也不隻是超自然的宗教意義上的靈魂平等，而且任何人同他人實際上沒有什麼兩樣。普通美國人逐漸相信，沒有哪個人的基本日常的舉止行為要比他人真正好得多。這才是其他國家所不曾有過的平等。
我剛才所說的平等的觀點或許就潛藏在共和思想中。參加革命的人士都在強調人才的流動，重視普通人選舉德才兼備的人的能力，這說明作為整體的民眾具有一定的是非辨別能力。在18世紀80年代，詹姆斯-麥迪遜極端懷疑群眾的道德能力，但是即使是他也承認，普通百姓必須要有足夠的德智才能選舉有德才之人，否則沒有任何理論、沒有任何政府能夠使我們安居樂業。優秀的共和派必須相信老百姓的普通的見識。隻有在君主製下的老百姓才會被看成是不比愚民好多少。加圖曾寫道，普通百姓是判斷公眾事物是好還是壞的最佳法官，因為他們就是公眾。每個農夫都辨別得出政府是好還是壞。在某些事情上，普通百姓比少數貴族更應該受到信任。誠實與淳樸緊密相連。普通百姓不欺詐、不虛情假意。他們耿直坦率，十分真誠。約翰-提羅森大主教給真誠下的定義是：我們外在的行為同我們內心的目的和願望相一致，表裏如一。共和主義在普通公民中間鼓勵真誠相待。戴維-拉姆齊說：在共和國裏，人類呈現自然本色，絲毫不帶偽裝色彩。共和製的美國將結束宮廷和君主製社會典型的爾虞我詐和虛偽矯飾的行為。因畏懼而阿諛奉承不是美國人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