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經驗最終是否影響成年渡鴉的行為，要用實驗檢驗這一點就麵臨一個問題：人們很難控製一個渡鴉所獲取的經驗。不過，科學家們注意到，渡鴉也觀察實驗人員，取走科學家們背著它們埋藏的食物。而科學家們的行為是自己能夠控製的！為了實驗，他們委托一個人扮演“偷盜者”，他總是偷竊幼鳥在嬉戲時埋藏的物品，而另一個人總是觀察渡鴉埋藏物品，但是從不偷竊這些物品。等這些渡鴉長大之後，在同樣的實驗條件下，科學家們會給它們提供更多食物，而不是不可食用的物品。這次，科學家們讓那兩個人之中的一個站在一邊袖手旁觀。
麵對原先的那位偷竊者，渡鴉在埋藏食物之前明顯會拖延時間（好像在等偷竊者出現注意力不集中的情況）。一旦偷竊者接近埋藏食物的地點，它們便會取走食物。相反，對於先前沒有“不良記錄”的友好者，渡鴉在埋藏食物的時候就沒有明顯的拖延，在他接近埋藏食物處時，渡鴉也會無視他的存在。這個實驗不僅表明渡鴉在遭到偷竊後會改進埋藏技能，而且還表明它們能夠辨別不同的個體。
正如我們描述的那樣，野生渡鴉通常成群采食，花費許多時間忙於埋藏食物，以備日後所需。此外，一隻渡鴉常常有幾十個食物埋藏地點，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隻渡鴉幾乎都不可能趕走碰巧經過自己食物埋藏點的渡鴉。不過成年渡鴉會把食物分散埋藏，遍布在數平方千米的區域內，大大降低了競爭者看見自己埋藏食物的概率，也減少了必須趕走的潛在食物偷竊者的數量。當然，在鳥舍範圍內，渡鴉通常隻能在眾目睽睽下埋藏食物，這為科學家們提供了機會，用實驗確定渡鴉是否能夠像區別對待不同的人那樣，根據競爭對手的不同情況（比如它們是否看到自己埋藏食物）來區別對待它們。
科學家們重新進行了一係列試驗，利用已知的、渡鴉能夠相互辨別的知識，設定了“知情者”渡鴉和“不知情者”渡鴉：前者能夠看到指定渡鴉埋藏食物的地點，後者則無法看到。然後，科學家們把埋藏食物的渡鴉與兩種不同的競爭對手進行配對，情況很像他們在觀察幼鴉對偷竊者和非偷竊者反應的實驗。不過，這些實驗要求對鳥舍進行一些改造。
科學家們把鳥舍的大塊區域作為埋藏食物的地點，用不透明的牆再隔出一個小隔間，在牆上開鑿一個觀察孔，並在觀察孔前麵放置一根棲木，上麵可以站一隻渡鴉；這隻渡鴉通過觀察孔能夠觀察主區域裏渡鴉埋藏食物的情況。旁邊的一個類似隔間裏，也有一隻渡鴉，不過其觀察孔被簾子擋住。因此，兩隻渡鴉都能聽見渡鴉埋藏食物的情況，卻隻有一隻渡鴉能看見埋藏食物的情況。
５分鍾之後，科學家們允許兩個小隔間裏的渡鴉進入食物埋藏區找尋食物，激勵它們去觀察食物埋藏者的動作。實際上，知情渡鴉通常在棲木上努力觀察埋藏食物的情況；而不知情渡鴉試圖拉開簾子偷看（必須縛牢簾子，簾子才不會被拉開）。渡鴉埋藏了３處食物之後，科學家們把它從大隔間弄走，５分鍾後又把它弄回去，讓它取回自己埋藏的食物。它既可以當著知情者或不知情者的麵取回食物，也可以背地裏偷偷地取回食物。對於埋藏者來說，這兩個潛在的偷竊者處於從屬地位，這樣它們就無法壓製住隱藏者為保衛隱藏的食物所作出的反應。
食物埋藏者通常在偷竊行為似乎快要發生的時候取回食物。實驗表明，埋藏者在與知情者配對的時候，它們取回食物的次數比與不知情者配對或者單獨出現的時候要多得多。此外，當知情者進入埋藏食物地點２米範圍內，食物埋藏者就趕走知情者，而對不知情者視而不見。科學家們推測，食物埋藏者記住了哪些渡鴉觀看過自己埋藏食物，以後就區別對待它們，就像給它們貼上了“小偷”標簽一樣。它們顯然預測了知情者的意圖，並且防備可能發生的偷竊行為。不過，知情者也防備著食物埋藏者的防禦行為：如果食物埋藏者在場，知情者就不會直接走向埋藏食物的地方，而是等到埋藏者走出一段距離才付諸行動。這些實驗結果表明，知情狀況和反應預測能夠解釋渡鴉的這些行為。
事實上，還存在著另外一種可能的解釋，也許埋藏食物的渡鴉並不知道知情者看到自己埋藏食物，隻是知情者在無意間留下了一些微妙的暗示，埋藏食物的渡鴉讀懂了這些暗示，才采取了相應的反偷竊對策。科學家們設計了另一種類似的實驗，試圖檢驗這種解釋是否成立。他們讓一個實驗人員去埋藏食物，然後把渡鴉放入食物埋藏區。如果兩隻知情渡鴉一起被放進去，它們便爭先恐後地去偷那個人埋藏的食物。反過來，把一隻知情渡鴉與一隻不知情的地頭蛇似的競爭性渡鴉（它可能攻擊偷竊者而獲取埋藏食物）一同放入時，知情者明顯采取了拖延戰術，四處閑逛的時間平均增加了１０倍。直到不知情的渡鴉離開一段距離之後，才接近埋藏點。
這些結果與科學家們根據第一次實驗的結果作出的預測完全相同。盡管無法完全排除“微妙暗示”的可能性，但這種情況不太可能是真的。科學家們的發現強烈地暗示，烏鴉能夠做出這些精巧的行為，是因為它們擁有解釋或預測其他渡鴉行為的能力。動物不能向我們報告它們的思想，因此研究它們的精神狀態困難重重。實際上，我們不知道其他動物在想些什麼，也許永遠不可能知道，然而，按照科學傳統，遵循奧卡姆剃刀原理，接受最簡單的解釋，我們就能得出結論：科學家們的實驗一致證實，渡鴉擁有某種智慧，來引導它們的行為。拉繩索的實驗結果表明，渡鴉利用了邏輯推理。偷竊和反偷竊的策略表明，渡鴉會根據自己的競爭者的實際情況（它們有沒有看到自己埋藏食物）來判斷競爭者的行為。然後，它們將所有信息綜合起來，判斷應該采取哪種埋藏和取回食物的策略。
渡鴉的確會學習，但僅靠學習還不能解釋科學家們觀察到的所有行為，因為行動幾乎在瞬時完成，沒有經過任何反複試驗的過程。科學家們推測，渡鴉天生遺傳了嬉戲行為，在嬉戲的過程中積累經驗，這是它們能夠學習的前提。後來，學習轉化為有意識的分析能力，即使用邏輯推理的能力。對於充斥著競爭者和食肉動物、情況複雜難以預測的群居環境而言，邏輯推理能力非常有用。這種能力還可以創造出新穎的解決問題的辦法，例如把係在繩索上的食物拉上來。
我們不知道渡鴉的這種能力在人類以外的動物中有多麼不同尋常，但我們懷疑，雖然這種能力在動物身上並不罕見，但一般局限於特定任務，因為動物所處環境不同，潛在的本能和學習傾向相去甚遠。然而，與大部分其他動物相比，渡鴉的這種能力更為全麵。我們之所以這樣認為，是因為我們所了解的其他鳥類都不能像渡鴉那樣嬉戲，也就無從接觸如此變化多端的偶然因素，進而獲得“智慧”。可能正是這種能力，使得渡鴉成為世界上自然分布最廣泛的鳥類———它們與人類一樣，足跡遍及全世界的各個角落。眾說紛紜下的可怕心理進化人們常常會誤認為人類的心理是生物界中進化最發達的心理，可經過許多科學家研究表明：我們人類的心理僅僅停留在石器時代，這是為什麼呢？讓我們共同探討人類心理的進化奧秘。
在《物種起源》問世之後，達爾文又出版了《人類的起源》和《人類和動物的情緒表達》，迫不及待地用進化論來解釋人類的心理活動。從那時起，學界爭論的焦點不再是進化論能否用於心理學研究，而是如何用它來進行研究。不過，隨著２０世紀７０年代社會生物學的出現，解釋進化對人類行為的影響才逐漸步入主流研究的視野。社會生物學的核心觀點非常簡單：人類的行為和生理器官一樣，都是通過自然選擇和性選擇進化形成的，前者對應於生存競爭，而後者對應於繁殖競爭。也就是說，社會生物學擴展了適應器的研究範圍，把人類行為也包括了進來。
１９８５年，哲學家菲利浦·基切爾在他的著作《狂妄的野心》中對社會生物學提出了批評。他指出，盡管有些社會生物學家采用的研究方法非常謹慎，但是他們的主要研究項目已經遠遠超出了研究數據的支持範圍。基切爾把這些研究項目稱作“通俗社會生物學”，因為他們采用進化論“對人類天性和社會製度作出了大而泛的解釋”，實際上是“為了故意吸引社會大眾的眼球”。
然而，情況已悄然改變。盡管某些研究者仍以社會生物學家自居，但現在最流行的卻是進化心理學。進化心理學認為，適應體現在控製行為的心理機製當中，而不在於行為本身。不過，萬變不離其宗，雖然部分進化心理學家進行了非常謹慎的試驗研究，但處於主流地位的通俗進化心理學卻對人類天性進行了異常大膽的解釋，以博取普通大眾的關注。
在通俗進化心理學領域，最具代表性的著名心理學家當數戴維·Ｍ布斯和史蒂文·平克爾，前者是美國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教授，代表作有《欲望的進化》和《危險的激情》；後者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代表作有《心理如何運作》和《白板》。不過，他們提出的流行觀點大多以人類學家唐納德·西蒙斯、約翰·圖比和心理學家勒達·科斯米迪所作的理論研究為基礎。後麵這三位研究者均來自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他們在進化心理學的理論研究上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因此被稱為“進化心理學的聖巴巴拉學派”。
根據通俗進化心理學的說法，“人腦由大量具有專門化功能的計算裝置組成，這些專門化的計算裝置是進化而成的，用於解決狩獵－采集時代的人類經常要麵臨的適應性問題”（引自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進化心理學研究中心的網頁）。通俗進化心理學認為，自然選擇和性選擇造成的進化，不僅在人類身上塑造出了形態學上的生理適應器（例如心髒和腎髒），還塑造了一係列心理適應器，亦稱作“心理器官”。這些心理適應器包括了用於語言、麵孔識別、空間感知、使用工具、吸引和留住配偶、親代撫育及處理各種各樣社會關係的心理機製，也就是前麵所說的“具有專門化功能的計算裝置”。這些心理適應器的集合，就構成了“普遍的人類天性”。按照這種說法，個體差異和文化差異隻不過是我們的共同天性在不同的外部環境影響下所產生的不同結果。這就好比同一個計算機程序，不同的輸入會產生不同的輸出結果。不過，這個規則存在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外，那就是性別差異。之所以會進化出這樣的差異，主要在於男性和女性有時必須麵對截然不同的適應性問題。
由於複雜適應器的形成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進化過程，我們的天性其實是被設計用來適應更新世時期（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距今１８０萬年前～１萬年前）人類祖先的“狩獵－采集”生活方式。正如科斯米迪和圖比的有趣言論：
“現代人的頭顱內裝著石器時代的心靈。”通俗進化心理學認為，在揭示人類的普遍天性時可以遵循如下思路：通過對人類祖先所麵臨的適應性問題進行分析，假設人類已經進化出了特定心理機製來解決這些問題，然後采用常規的心理學方法（比如紙筆型的調查問卷）對上述假設進行檢驗。按照通俗進化心理學的說法，通過上述研究思路，我們發現了大量心理適應器，包括男女兩性在擇偶偏好上的性別差異（男性看重容貌，女性看重權勢），以及性嫉妒的性別差異（男性更在乎伴侶的身體背叛，女性更在乎伴侶的感情背叛）。
我認為，通俗進化心理學已經誤入歧途。這倒不是說它的基本假設錯了，而是它的紕漏太多。近期對進化心理學的批評，已經直接指向了通俗進化心理學的某些普遍問題。
圖比和科斯米迪曾經討論過，由於我們清楚地知道更新世時期的人類祖先必須麵對什麼樣的適應性問題（比如說“吸引潛在的異性”和“選擇具有較高繁殖價值的異性”），所以我們可以推測，人類已經進化了什麼樣的心理適應器來解決這些問題。但是，在確認這些促使心理得以進化的適應性問題時，研究者將會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
我們的祖先確實需要解決“吸引潛在的異性”之類的適應性問題，但是通俗進化心理學對適應性問題的描述往往太過抽象，不能為我們探究人類心理適應器的本質特征提供任何明確指導。每個物種都要麵對吸引配偶這個問題，但解決方式截然不同。雄性園丁鳥精心建造華麗的巢穴，雄性蚊蛉準備獻上它捕獲的美食，而雄性水蒲葦鶯則展現出曼妙的歌喉。要想弄清楚遠古的人類到底采用什麼樣的吸引策略，我們需要對他們所麵臨的適應性問題給出更加精確的描述。
然而，在試圖進行更加精確的描述時，進化心理學又麵臨另一個問題。由於我們對早期人類的進化環境知之甚少，這些具體的描述純粹隻是推測而已。盡管在早期人類生活的某些方麵，古生物學研究確實可以提供些許線索，但對於人類祖先的社會交往活動卻基本上束手無策。然而，社會活動在人類心理的進化中非常重要。此外，考察現存的“狩獵－采集型”原始部落的生活方式，對於我們了解人類祖先的社會活動也沒有太大的幫助。事實上，這些部落之間的生活方式大相徑庭，即使在非洲人類祖先曾經聚居的地區也一樣。
此外，正如哈佛大學生物學家理查德·萊沃恩蒂所言，每一個物種所麵臨的適應性問題都與它自身的特征和生活方式息息相關。對啄木鳥而言，樹皮就是一個典型的適應性問題，但樹下的石頭不是；對借用小石頭來擊破蝸牛外殼的畫眉鳥來說，石頭是適應性問題，但樹皮不是。同樣，人類祖先的動機和認知過程，也隻對一定的自然和社會環境特征作出反應。這種有選擇性的反應模式決定了哪些環境因素會影響人類的進化過程。所以若想確認具體的適應性問題，我們必須對人類祖先的心理活動有所知曉。但遺憾的是，我們並不知道。
最後，即使我們能夠準確地找出人類祖先進化史中必須麵對的適應性問題，也很難從中推測人類的心理適應器到底擁有什麼樣的本質特征。自然選擇通過保留並修改已有特質（ｔｒａｉｔｓ），來產生適應性問題的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