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說，像所有軍事行動一樣，此次以色列的行動也導致了國際社會不希望的後果。可能導致以色列同黎巴嫩的邊境不安寧，導致阿拉伯國家的失去穩定，可能導致貝魯特阿拉伯峰會上的和平方案永久性地被撤回，而且已經導致美國獲得阿拉伯支持對伊拉克采取軍事行動的努力非常困難。
經濟學人認為，而且，沙龍的建立防禦牆的軍事目標幾乎肯定會失敗。沙龍的目標之一是根除巴勒斯坦恐怖主義的基礎設施，而巴勒斯坦人恐怖主義的基礎設施主要就是那些對以色列怨恨而願意以自己生命為巴勒斯坦人犧牲的巴勒斯坦男男女女，而以色列的攻擊隻能導致更加強烈的怨恨。
沙龍的另外一個目標就是孤立阿拉法特，但是沙龍對拉馬拉的攻擊結果卻事與願違，阿拉法特的無能的政府在阿拉法特人中間已經沒有什麼吸引力，但是沙龍發動的攻擊卻使阿拉法特重新成為巴勒斯坦人團結的中心。
4.理性的轉變
晚年的沙龍有著極強的曆史使命感，他以鐵和血改變了中東和平進程：他撤離加沙，粉碎了極右翼猶太人的“大以色列”迷夢；他退出利庫德集團，另起爐灶組建前進黨，重寫了以色列的政治版圖。
此前，他不顧中東局勢徹底崩盤的危險，“定點清除”了哈馬斯精神領袖亞辛及其繼任者蘭提西，封殺了阿拉法特，並建立了對以色列具有深遠戰略意義的隔離牆。
沙龍以“推土機”的作風，完成了從一個狹隘鷹派人物到一個理性政治家的轉變，他的“狐步舞”讓世界刮目相看。他的個人命運，已同和平進程緊緊相連。
但在中東這片淌血的土地，和平每前進一步都必須付出極大的代價。10年前罪惡的子彈奪去了拉賓的生命，鮮血染紅了他“和平終將實現”的講稿。薩達特也遭遇了類似的命運。
“英雄何竟仆倒”，這是一個極右翼猶太拉比以《聖經》中掃羅王被殺典故，向沙龍發出的“追殺令”。撤離加沙後，一些以色列極右勢力視沙龍為猶太人的“叛徒”。以總統卡察夫也警告：小心拉賓的悲劇在沙龍身上重演。
但最難以預防的敵人，卻是時間。
77歲的沙龍顯然明白這一點。他最近兩年以讓他的追隨者喘不過氣的快節奏推出重大舉措，就是在和時間及健康賽跑，但他畢竟廉頗老矣，力不能支了。
英雄末路，壯誌未酬！這是個人的悲劇，何嚐不是時代的悲劇？在薩達特、拉賓、阿薩德的葬禮中，同樣的悲壯，撲麵而來。
沙龍最後的轉變，有其個人英雄主義色彩，但也是順應了中東的曆史大趨勢：以色列的戰亂環境在空前改善，正是媾和的千載難逢的時機；以色列民意正趨向“中間化”，渴望在局部讓步的前提下實現和平。作為一個想留下政治遺產的戰略家，必須有勇於擔當的曆史責任感。
中東新秩序正在形成。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橫亙在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間的鐵幕，已開始消除。
隨著美國軍隊深入中東心髒地帶，徹底改變了中東的政治生態。同時，與以色列誕生之初，阿拉伯世界希望將猶太人趕進大海的情緒不同，現在的阿拉伯民眾，已基本接受了以色列這個國家的存在。
世易時移，沙龍在改變，其他中東國家也在轉型。
阿薩德的繼承人巴沙爾，已謹慎地向以色列伸出橄欖枝，要求就戈蘭高地問題恢複談判。敘以這塊中東最牢固的堅冰，出現消融的跡象。阿拉法特之後，巴勒斯坦領導人阿巴斯、庫賴都主張和談，也力主停止對以色列的恐怖襲擊。哈馬斯雖然保持著一貫的強硬，但放棄恐怖、走入政壇，也是一個大趨勢。
沙龍的離去，讓看似平坦的和平道路又拐了一道彎。這就是中東，總是平地能起波瀾，讓人無奈，也讓人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