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鑒於宋和齊改革東晉政治的失敗，
梁武帝把自己打造成了道德楷模。
但他複興國學、以德治國和推崇佛教的結果，
卻是造成了更為可悲的悲劇。
短命鬼
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概括南朝，那就隻有四個字：乏善可陳。短短的一百六十九年間，居然換了四個朝代。其中年頭最長的是劉宋，六十年。其次是南梁，五十六年。再次是陳，三十三年。最短是南齊，二十四年。
宋、齊、梁、陳，都是短命鬼。
王朝短命，皇帝亦然。在位時間最短的一個，居然隻有一年。此外，在位兩年、四年和八年的各三個，三年的七個，五年和六年的各一個。超過十年的隻有五個，其中十二年的兩個，十五年的一個。[1]
那麼，在位時間長的又如何？
也不怎麼樣。梁武帝蕭衍四十八年，宋文帝劉義隆三十年，在位時間都不短。但，梁武帝困死宮中，劉義隆則被自己的兒子謀殺。實際上南朝二十四帝，至少有十三個死於非命，凶手則從太子、宗室、權臣，到侍從、禁衛軍、叛亂者、外敵和新皇帝，形形色色不一而足。[2]
這很值得琢磨。
當然，宋、齊、梁、陳的情況也不盡相同。劉宋皇帝共八個，不得好死的竟有五個；南齊皇帝七個，死於非命的有四個，都超過半數。最慘的是南梁，四個皇帝全都不能壽終正寢。而且，這三個朝代被殺的皇帝，竟有六個是未成年人，其中年齡最大的十七歲，最小的隻有十三歲。[3]
情況最好的是陳。包括亡國之君陳叔寶，也都沒有被謀殺，他甚至活到了隋煬帝遷都洛陽那年。不過，陳朝五帝中仍有一個是被廢掉的，而且，被廢一年半以後就神秘地去世，年齡隻有十九歲，難道不可疑嗎？[4]
更何況，陳實在不好意思再叫做朝。當他們接受禪讓建國時，南梁的國土已經大麵積淪喪，陳朝也隻能龜縮在東南一隅等著隋來滅亡，盡管他們曾經也想振作一番。可惜，無可奈何花落去，好景不再來。
其實宋、齊、梁、陳的開國皇帝都是有為之君，也都開創過新氣象，因此宋有元嘉之治，齊有永明之治，梁有天監之治。但無一例外，緊接著都是大亂，然後則是亡國。一部南朝史，幾乎就是治亂循環史。
這就與北魏大不相同。
北魏也亂，十四個皇帝有九個非正常死亡。但北魏動亂的結果是前進，是由蠻夷之邦變成了中華帝國。南朝卻早就喪失了中華帝國的意識和氣度，更沒有東晉那樣中央政府的名分，隻不過龐大的諸侯王國而已。[5]
結果是什麼呢？
是就連漢化了的胡人也看他們不起。在北魏的官方史書中，東晉是被稱為“僭晉”的，劉宋、南齊和南梁則被稱為“島夷”。也就是說，晉代表華夏正宗不成問題，隻不過東晉政權的合法性可疑。之後的南朝則連冒充中華的資格都沒有，隻能算作蠻夷，還是小蠻夷。[6]
這可真是莫大的諷刺。
於是我們要問：南朝的存在也有曆史意義和文化價值嗎？如果有，又是什麼呢？
充當中華文明的試驗田。
實際上，一向被許多人忽視的南北朝恰恰是中華曆史的一個轉折點。北方和南方都在進行各種探索和實驗，隻不過北方更多地提供了成功經驗，南方卻在試錯。然而試錯同樣是有意義的。事實上，正是由於有北方的經驗和南方的教訓，後來的隋唐才能實現大變革。
在曆史問題上，不能以成敗論英雄。
那麼，南朝的實驗又是什麼？
改革東晉的政治。
我們知道，東晉的政權是士族的，政治是門閥的。然而南朝的開國之君宋武帝劉裕、齊高帝蕭道成、梁武帝蕭衍和陳武帝陳霸先，卻都是寒門素族和行伍出身。這就跟晉武帝以儒生和名士自居大相徑庭，也必然導致政權內部士族與庶族、文官政府與軍人政權的矛盾。
南朝之亂，主要原因在這裏。
問題是，士族的政權，為什麼會落到軍人手裏？
因為士族越來越懶惰和無能。按照門閥製度，那些名門望族的子弟天生就有做官和免稅的特權，法律和製度保證了他們可以不勞而獲。因此，這些家夥從小就錦衣玉食遊手好閑，隻知道峨冠博帶高談闊論，或者塗脂抹粉顧影自憐，地地道道的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這是一些寄生蟲。
寄生蟲是不會有上進心和創造力的，也不會有責任感和使命感。養尊處優的世家子弟們甚至把官職分成了清濁兩種。隻不過，清官的意思不是清廉，而是清閑。因此與“清官”相對應的也不是“貪官”，而是“濁官”。
濁官的職責是處理具體事務，比如稅收和訴訟。這些俗務煩雜、瑣碎而勞碌，寄生蟲們根本就不願意去做。久而久之，他們就變成這樣：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下，不知有戰陣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7]
這是一群窩囊廢。
窩囊廢和寄生蟲，能保家衛國嗎？不能。能安邦定國嗎？也不能。能從蠻族手裏收複中原嗎？更不能。
於是，寒門素族有了機會。
機會是名門望族讓出來的，尤其是既辛苦又有危險的軍職。這就給了底層平民一個進身之階，宋的開國皇帝劉裕則正好抓住了機會和機遇。而且自從劉裕成功，寒門子弟便形成了一個共識：要想出人頭地，就去當兵。
南朝都是軍政府，並不奇怪。
不過劉裕能夠成功，又與東晉的國情有關。東晉其實是沒有中央軍的，事實上也不可能有。琅邪王司馬睿建立的政權是一個流亡政府，哪能真以中央的名義一統江山號令天下（請參看本中華史第十一卷《魏晉風度》）？
舉足輕重的，是北府和西府。
北府和西府都是軍事集團，組成部分主要是躲避戰亂的南下流民，性質則介於官軍和民兵之間。由於駐軍地點分別在東晉首都建康以北和以西，所以叫北府和西府，也叫徐州北府和豫州西府（或荊州西府）。[8]
劉裕改朝換代，依靠的就是北府。
這也並不奇怪。事實上，兩府統帥雖然名義上都是朝廷命官，手下的兵丁和將領卻由自己招募。因此，統帥如果對王朝忠心耿耿，他們就是東晉國軍，比如淝水之戰時謝玄指揮的北府兵。相反，如果統帥別有用心，他掌握的武裝力量就不會被用來保衛王室，而是顛覆政權了。
桓溫指揮的西府兵，就是這樣。
因此，東晉王室和朝廷對兩府充滿糾結。他們既希望有人為自己平息內亂抵禦外敵，又害怕後者一旦成功便尾大不掉。這些家夥的如意算盤是：兩府不用帝國勞心費力養兵千日，卻能完全服從中央指揮馳騁沙場，還不至於因為做大做強而危及王朝和政權的穩定。
可惜天底下從來就沒有這麼便宜的好事。機關算盡的結果，是收複中原的機會一次又一次地喪失，篡位奪權的事情則一次又一次地發生。隻不過前幾次功敗垂成，劉裕則成功了。他不但終結了東晉，也終結了士族。
那就來看劉裕。
時勢不再造英雄
劉裕的崛起，是因為孫恩之亂。
這樣的內亂在東晉並非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之前已有王敦之亂（322）、蘇峻之亂（327），之後則有桓玄之亂（402）、盧循之亂（410）。亂世出英雄。北府的先驅郗鑒軍團，西府的前身陶侃部隊，就是在平定蘇峻之亂時脫穎而出，使自己成為影響曆史之力量的。
現在輪到劉裕。
公元399年，也就是北魏國王拓跋珪遷都平城並且稱帝的第二年，孫恩之亂起。孫恩號稱道教徒，其實是邪教組織和恐怖組織頭目。在他的蠱惑和挾持下，數萬民眾傾家破產拋妻別子，甚至殺死被認為是累贅的嬰兒，跟著他攻城略地殺人放火，一時間竟風起雲湧。[9]
東晉政權的腐朽，世家子弟的無能，則在這場動亂中暴露無遺。孫恩起事時，會稽郡長官王凝之（王羲之次子）既不出兵也不防備，天天在密室裏祈禱，還宣稱請到了鬼兵數萬把守要津。結果如何呢？城破被殺。[10]
難怪他的妻子謝道韞，死都看不起他。[11]
受命於危難之際的是北府，扭轉戰局的則是劉裕。盡管當時他隻是北府小小的參軍，卻讓貌似強大的孫恩一再潰敗終至滅亡。這說明孫恩的邪教組織不過烏合之眾，更說明東晉政權已病入膏肓。他們能躲過一劫，靠的竟是這位出身寒門的下級軍官，堪稱命懸一線。
然而東晉的無可救藥卻一再顯示出來。實際上，孫恩之亂斷斷續續地拖延了兩年多時間，並未居安的執政者卻竟然毫不思危，反倒一如既往地驕奢淫逸。這些家夥除了勾心鬥角，便是紙醉金迷，簡直就是自取滅亡。
結果，孫恩還沒死，桓玄就來了。
桓玄是桓溫的小兒子，而桓溫原本是要篡晉的，隻是由於謝安等人的阻撓未能得逞，這一遺願便隻好由桓玄來完成（請參看本中華史第十一卷《魏晉風度》）。桓玄名為西府督帥，坐鎮荊州，卻其實占有了晉的三分之二。他與朝廷翻臉，皇室能夠指望的就隻有北府。
北府卻倒向了桓玄。
倒戈是有原因的。之前，北府的督帥曆來都由門閥士族擔任，這時卻已經換成行伍出身的劉牢之。劉牢之一生戎馬為國馳驅，功勳顯赫卻並無政治頭腦。當時，劉裕等人都極力反對勾結桓玄，劉牢之卻大發脾氣說：消滅桓玄易如反掌，但之後朝廷那幫家夥還容得下我嗎？
原來，他更害怕功高震主。
這就是糊塗了。實際上當時的情況，是桓玄來勢洶洶卻沒有名分，晉室正當防衛又力量不足，因此雙方都要借重北府軍，拉攏劉牢之。劉牢之如果有政治遠見，曆史就會是另一個樣子。可惜他沒有。[12]
看來，士族固然腐朽，武夫也未必中用。
收降了北府的桓玄卻如虎添翼。他順順當當地接管了東晉朝廷，消滅政敵之後又要解除劉牢之的兵權。始料未及的劉牢之驚慌失措，決定前往廣陵（今江蘇揚州）起兵討伐桓玄，問劉裕願不願意一起去。
劉裕斷然拒絕。
已經在戰亂中成長起來的劉裕直言相告：將軍以勁旅數萬望風而降，桓玄以新得之誌威震天下，人心都已離開將軍到桓玄那裏去了，請問將軍還到得了廣陵嗎？劉裕無法再追隨將軍，隻能回京口（今江蘇鎮江）去。[13]
京口是北府的大本營。
當然，隻有一江之隔的廣陵也是北府的根據地，可惜卻是老根據地。當年北府從那裏移鎮京口，就因為京口與建康並無大江阻隔，又能與廣陵隔岸呼應。也就是說，劉裕要回的京口比牢之要去的廣陵離桓玄更近，他們一個是迎難而上，另一個卻其實是逃之夭夭。[14]
兩種選擇，高下立判。
劉牢之卻不死心，又召集手下將領開會，沒想到將領們一哄而散。眾叛親離的劉牢之隻好北上，但剛剛離開建康就嚇得自縊身亡，後來還被桓玄開棺戮屍。他的兒子則連哭喪都來不及，北上投降了鮮卑人的南燕。[15]
追隨劉裕的是何無忌。
何無忌是劉牢之的外甥，也是劉裕的老朋友。牢之與劉裕分道揚鑣，無忌左右為難。劉裕則態度明朗地對他說：跟我一起去京口吧！桓玄如果是忠臣，你我就共同輔佐他；不然，就幹掉他！[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