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是一個富有智能的民族，幾千年積累的軍事謀略足可以編成一部兵家謀略大辭典。在眾多的兵家著述中，有些謀略早已超出軍事範圍，滲透到我們日常生活中。
中國可以說是世界上產生兵書最多的國家。春秋戰國的學問家流派中，兵家堪稱威名赫赫。在中國，知兵而成“家”成“學”者，絕非浪得虛名。總結起來，中國曆史上的兵家主要有兩個顯著特點：
其一，全部是文職軍人出身（請注意，名將才是職業軍人）；其二，同時都是身居要職的政治家。
這兩個形式特點，反向的說明了中國軍事思想必然不會是單純的軍事攻防研究，而一定帶有深邃的社會人文價值。假如不是曆史塵埃的淹沒，中國的經典兵書絕非隻有《武經七書》。
姑且隻說《武經七書》的作者：《六韜》的呂尚即人人皆知的薑太公，顯然是個老學者。《孫子兵法》的孫武本是齊國名士。《吳子兵法》的吳起是魯國名士。《司馬法》的司馬穰苴是晉國的司馬（文職國防部長）。《尉繚子》的作者是魏國國尉繚，同樣是文職國防部長（請注意，中國古代的司馬、國尉、太尉等，都是最高國防長官，隻有大將軍、上將軍等各種將軍才是三軍實際統帥）。《唐太宗李衛公問對》的李世民是個皇帝，就是李靖也是文士出身。
另外，失傳而重見天日的《孫臏兵法》的孫臏，更是文人學子。《孟德兵法》的曹操，四言詩寫得驚世駭俗。一言以蔽之，舉凡中國留有軍事著作的兵家，沒有一個隻是單純的赳赳武夫。這樣的兵家們所鍛鑄的用兵原則，囊括了非凡的民族生存智慧。
中國古代兵家智慧是中華民族燦爛的古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曆代軍事家對戰爭決策、指揮、統籌及其規律方麵的理性認識的總和。戰爭作為人類的一種暴力對抗形式，蘊含著計謀、策劃、指揮、組織、協調、督導等管理要素，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戰爭是人類最富有技巧的一種特殊管理行為。
戰爭和其他社會現象一樣，有它自己的發展規律，同樣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社會管理機製的變革而不斷地發展著。人們為了進行戰爭並在戰爭中取得勝利，必須研究和探索戰爭過程中的計謀、策劃、指揮、組織、協調、督導等管理要素，並用以指導戰爭。而人們對戰爭的規律性認識，也隨著對戰爭的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而不斷深化、不斷豐富。
中國古代兵家管理思想包括若幹科學的管理觀點，它既把政治、經濟、軍事、天文、地理、國際關係等各種客觀因素作為決定勝負的條件，並把它們看成是相互關聯的管理決策的統一整體，同時又把戰爭主觀指導，即主體的決策、指揮、組織、運籌等軍事管理素質（所謂的“將能”、“將才”）作為一項基本因素，並由此而引出爭取戰爭勝利的一係列戰法。
關於計謀（戰略）的論述，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兵家管理思想中內容最豐富的方麵，它所揭示的許多帶有規律性的原則，是至今仍必須遵守的。許多名言已成為膾炙人口的管理格言，諸如：“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居安思危”，“有備無患”，“先計後戰”，“遠交近攻”，“攻其無備、出其不意”，“避實擊虛”，“以眾擊寡”，“兵貴勝、不貴久”，“兵貴神速”，“兵貴其和，和則一心”，“三軍一人，勝”，“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密察敵之機，而速乘其利，複疾擊其不意”等等。這些著名的兵家管理格言運用的一些基本原則，與現代科學管理的理論，不僅基本精神一致，在語言上也有明顯的淵源關係。中國古代兵家管理思想之所以有如此豐富而深刻的內容，和中華民族的古代管理文明分不開。當然，作為封建管理文化一部分的古代兵家管理思想也不可能不深深地打上那個時代的階級烙印。這就需要有一個用時代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進行揚棄的問題。這是我們對中國古代兵家智慧的研究、開發、古為今用的根本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