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麵對於加繆和莊子關於荒謬及其解決之道的討論中，我們不難發現雖然加繆和莊子對於荒謬的認識有著文化背景和學術理路上的差異，但是，他們對於荒謬的揭示以及對擺脫荒謬的出路的提示，有著諸多的相似之處：第一，無論是加繆還是莊子，其對於荒謬的揭示都是立足於為現實的人尋求安頓生命的需要，換句話說，他們關注的都是現實生活中的人的生存狀態；第二，對於加繆和莊子來說，荒謬是現實生活世界的基本特征，是生活於世界之中人所必須麵對的事實；第三，荒謬之所以會產生都是根源於現實生活中的矛盾與困境；第四，要擺脫荒謬，逃避不是最終的出路，人應該正視荒謬，以精神超越的方式超越荒謬。
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以加繆為代表的存在主義思想和以莊子為代表的道家哲學其所具有的共通性，與其說是在於其先驗的哲學觀念和哲學論證方式，倒不如說是在於其立足於現實人生的人文關懷。而這，恰恰是我們今天所需要的和所應當注重的。多元融合批判創新——浙江地域文化之曆史、傳承及其整體特征多元融合批判創新——浙江地域文化之曆史、傳承及其整體特征董平本文以“多元融合，批判創新”作為浙江地域文化在曆史發展過程當中所體現出來的整體性特征，從宏觀的曆史視角對浙江地域文化的曆史傳承、發展的階段性、不同文化領域在不同曆史時期的特色等方麵都作了概括性的描述。
董平，男，哲學博士，浙江大學哲學係教授、博士生導師。
關於“文化”的定義也許是複雜的，但關於“文化”的內涵指向實際上卻並不那麼複雜，而可以是清晰的。“文化”體現一個生活共同體在生活實踐之中所體現出來的精神氣質，並成為這一生活共同體的公共價值理念的核心，成為他們的某種獨特的公共“身份”標誌。所以“文化”不是“文本”，文本的書麵形式絕不是“文化”存在的唯一形式。這一點在當年孔子的學生子貢那裏就已經闡發清楚了。子貢說：“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也就是說，作為一種文化傳統的“文武之道”，它之所以未曾消失，“未墜於地”，原因就是因為有人在傳承著，“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都在或多或少地傳承著、體現著“文武之道”；那麼也就是說，“文化”的真正載體是人，人既是文化的創造者，也是文化的現實體現者。子貢的這個觀點，當然還是從孔子那裏來的，孔子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強調了人對於文化創造與傳承的主動性與能動性。
但是另一方麵，文化作為族群生活所創造並體現出來的一種集體的精神氣質，它同時是必然要融入於群體生活的公共記憶之中的，正是這種公共記憶的傳承形成了文化的傳統；也就是說，傳統是通過群體生活的公共記憶來表達與體現的。曆史即是群體生活之公共記憶的體現方式，不論它是口頭的還是書麵的；書麵形式不過是公共記憶的某種固化形態。在這一意義上，體現了群體之公共記憶的書麵文本，便同樣是文化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載體，隻是文本載體所承載的意義，最終是仍然必須通過具備實踐能力的人才能使它獲得終究實現的。所以當年孔子曾說：“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文王、武王所曾實踐過的政策，留存於文本之中，若有如文王、武王那樣的人，那麼當年的文武之政就仍然可以在今天被實現出來，若沒有如文王、武王那樣的心懷天下之人，當然文武之政就隻能以一種曆史的形態而存在，不具有現實的可能性了。
不論是子貢的觀點還是孔子的觀點，不論是強調文化“在人”還是強調文化在“方策”，實質上都強調了人作為最為活躍的能動因素在文化的創造、傳統的形成與保持以及文化價值轉換過程中的核心作用。曆史文本是生活共同體也是文化群體之公共記憶的保存形式，人則是公共記憶之能動的現實載體，並且永遠以其現實的實踐活動在聯係著、賡續著、豐富著、表達著文化群體的公共記憶。唯其如此，曆史才永遠會具有現實的有效性，才永遠會具有價值的當代性。
當我們把文化理解為特定生活群體在生活實踐過程中所創造並體現的精神氣質與價值理念，文化傳統即是群體關於這種精神氣質與價值理念的公共記憶的前提之下，那麼我們實際上就同時為文化的地域性存在找到了根據，因為群體的生活總是在某種特定的自然環境之下被實現出來的。不同的地域環境在很大程度上會決定人們特定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這就是俗話所說的“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不同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群體所創造的文化之特定的精神氣質與價值內涵。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文化便永遠具有特定的地域內涵，或者幹脆說，文化總是屬於某種特定地域的，總是與特定地域當中人群的生產與生活方式相聯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