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如劉鱗長氏之以“浙學”稱謂“兩浙”之學，雖在表麵上似乎眼界開闊，但實質上卻取消了“浙東之學”的學術特性，淹沒了“浙東之學”的思想特質。至章學誠“辨章學術”，乃予“浙東學術”與“浙西之學”以學脈上的梳理，而分別揭示其學術特征。晚清現代以來，用“浙學”或“浙東學派”指稱“姚江一脈”的情況幾乎絕跡，而“浙東之學”、“浙東學術”、“曆史學”的哲學思考，堅持將“道”的尋求貫徹於人類生活的曆史過程之中，也即是將哲學的研究推進於曆史學，從而實現了曆史學與哲學的視域融合；由於後者，導致“浙東之學”對人性問題的獨特思考，不主張“理”、“欲”的相互分離，而肯定生命完整表達意義上的“欲”的合理性，又強調以“公”、“私”為度而在“理”、“欲”之間保持平衡。“浙東之學”的這一基本而又共同的學術取向，使當時的代表性思想家都對史學有極為濃厚的興趣，但永嘉之學從薛季宣始直至陳傅良、葉適，重視製度史的細致研究，而有所謂“製度新學”的轉向，他們更為關切政治與社會製度對於生活的引導與規範，更為強調製度本身的“存道”功能，正因此故，永嘉之學在經典文本的研究方麵，尤為重視“三禮”，堅持舊有的聖人之製度經過合乎現實需要的“化裁”、“通變”是仍然可以在當前的現實之中實現其價值的，因為“道”本身所展開的曆史過程是有其自身的統一性的；永康陳亮與金華呂祖謙，則更為重視人物的活動，強調作為曆史活動的主體的人對於曆史事件的影響與作用，從而認為道之存亡是人力可以幹預的，人是使道獲得現實體現的能動因，因此就研究的主要對象而言，永康、金華便將《左傳》、《史記》、《漢書》、《三國誌》等曆史文本直接納入其研究的對象範圍，哲學詮釋的維度與方法被直接運用於曆史學的研究，或者說，哲學的研究采取了曆史學的視域與方法。然呂祖謙不論是在學術視野上還是在學術方法上以及學術研究的對象上，都能兼攝融會永嘉的製度之學與永康的人物研究，從而實際上成為南宋“浙東之學”或“浙東學派”的集大成者，成為其卓越代表。南宋的“浙東之學”，正因融史學與哲學為一體，既將哲學的研究推進於製度-生活的曆史過程，又對曆史進行深刻的反思，將哲學的詮釋目的及其方法運用於曆史學的研究，從而獨樹一幟，卓然與朱熹“理學”、象山“心學”相鼎立，我們將南宋“浙東之學”所實現念則仍然保留。現代學術界或用“浙東學派”指稱南宋“浙東之學”，或用以指稱黃宗羲以至於章學誠的一派學術，或用以指稱南宋以至於清代黃宗羲等的“精神氣脈相連貫”意義上的一派學術，雖意見紛歧，但都注意到了“浙東之學”的學術特殊性而欲為之表彰。
隨著學術研究趨於繁榮，當代學者基於“與時俱進”的學術視野而重新“辨章學術”，提出對“浙學”概念的重新厘訂，重要的代表人物當推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吳光教授。吳光教授曾多次撰文，提出“狹義”、“中義”、“廣義”的“浙學”概念，以為浙江學術的研究，不能僅關注“浙東之學”，而應以“廣義的浙學概念”即“大浙學”為視野，體現了“浙學”概念之內涵的當代轉移及其豐富性。在浙江學術宏觀研究的意義上，吳光教授的觀點無疑是十分正確的。將浙江地域空間之內的學術統稱為“浙學”，也並沒有邏輯上與事實上的不妥。但如上麵所說，“浙學”的概念實在是有如此多的歧義的，所以本文仍然使用“浙東學派”或“浙東之學”的概念，用它來指稱南宋時候在浙東區域內所形成的以永嘉、永康、金華為顯著代表的一派學術，而不使用“浙學”概念，哪怕是在朱熹對該詞使用的意義上。至於專講“浙東學派”或“浙東之學”不能包容全部浙江學術，那是當然的，學術界似乎也沒有人要用“浙東學派”或“浙東之學”來概括全部的浙江學術。
出來的這樣一種思想形態，稱之為“曆史哲學”。以呂祖謙為南宋“浙東之學”或“浙東學派”的集大成者，並以“曆史哲學”來指稱其學術的整體麵貌，最早的觀點見於我本人所著《南宋婺學之演變及其至明初的傳承》（《中國學術》第十輯），此後，我在《論呂祖謙的曆史哲學》“曆史哲學”雖然是一個十分“現代”的名詞，但除此之外一下子似乎也找不到一個更為合適的詞。元朝彭飛為呂祖謙《曆史製度詳說》撰序，曾經說：“紫陽夫子浙學功利之論，其意蓋有所指，永嘉諸君子未免致疵議焉。東萊先生以中原文獻之舊，巋然為渡江後大宗，紫陽唱道東南，先生實羽翼之，故凡性命道德之源講之已洽，而先生尤潛心於史學，似欲合永嘉、紫陽而一之也。”此說雖曾遭到清代四庫館臣的嘲諷，但實為卓識確論，“合永嘉、紫陽而一之”，即合永嘉之史學與紫陽的“性命道德”之說而一之，即合史學與哲學而一之。這些觀點，對我本人當然都是有啟發的。
這一“曆史哲學”維度的開辟，就浙江的學術文化傳統來看，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經學與史學兩相融會的結果。經學與史學原不相分離，而互為表裏。就一般觀念而言，經學的目的是在於明聖人之誌，從而將聖人之意措置於現實政事之中，以實現出聖人製禮作樂以垂範後世的美意，使王道的輯熙雍穆之治成為現實的政治實績，所以說經學以經世。而以經學經世，就必須將經典所記載的聖人之意及其善美之政付諸現實的政事活動，而這些活動即成為“曆史事件”；“曆史”是在實踐活動作為過程的綿延中展現出來的，“曆史”的意義也體現於這一過程本身。而事實上，經典所記載的，原本就是先王從事政治實踐活動的良法美意及其經驗教訓，以及聖人對這些實踐的闡釋，它們原本就是“曆史事件”。就中國學術而言，史學是隨著經學的成立及其研究層麵的拓展而獨立出來的，在某種意義上是經學的一種延伸形態，但史學既經形成，則追往以通變，窮變以達今，其目的不僅在於保存文獻以彙聚人物、政事之跡，而更在於通古今之變，鑒往知來，而借以開物成務，所以又自然而然地將經學納入其本身的研究領域，使經學成為史學的內容，經學即是史學。因此，經學與史學的目的與意義是共同的、一致的，其研究的內容與方法也是相互交錯的。經典既成為史學闡釋的內在根據，史學則為經典研究提供更為豐富的實踐範例。在浙江的學術史上，兩漢經學雖並不發達，但魏晉以降，則經學研究漸成風氣，在浙東、浙西分別形成了學術的核心地帶，而隨著經學的繁榮，史學的維度也逐漸得到顯化，從而形成了逐漸強盛的經史並重而又相互交融的學術傳統。在這一意義上，南宋時候“浙東學派”的形成，也是浙江學術文化傳統本身在新的曆史條件之下的內在邏輯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