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浙江地域文化本身來說，元代在思想文化領域最為重要的人物是許謙，他繼承何基以來的理學傳統，為元代思想學術的傳承作出最為顯著的貢獻。寧波則仍以心學的傳承為一重要線索，慈溪趙偕（字子永，號寶峰）入元不仕，堪為元代心學名家。及黃溍、柳貫、吳萊諸人，則雖以文名，而理學實寓於其間，宋濂皆得其傳承，而實啟明初學術。
宋濂作為明代“開國文臣之首”，一代儒宗，不僅為明代政治製度的建立貢獻良多，而且他也是對地域文化傳統具有深刻的自覺意識並身體力行的代表人物。他與好友王褘一起，對南宋以來以呂祖謙為代表的“浙東之學”進行了學統上的明確追溯，專為賦《思媺人辭》，而王褘為之《後記》，以呂氏之學之不講為憂，成為明初呂氏之學獲得重振的有力倡導者與中堅力量。宋濂之學博而有約，融會儒釋，歸諸躬行，對明初學術的涵養卓有貢獻。他的學生方孝孺雖在學術上並無太多貢獻，但人格磊落，氣節清高，堪為文人典範。宋濂、王褘之後，明代的學術轉向朱熹理學，及至王陽明出，終於一拳打破水底天，而開辟出一片風清月朗的新天地。
陽明學的出現與流行，不僅是浙江文化史上，而且也是中國文化史上最為重大的事件之一，它代表了思想文化的發展脈絡及其基本格局的重大轉變，也代表了學術價值取向的重大轉變。自元代科舉奉朱熹學說以為規模準的以來，朱熹理學作為一種思想形態遂成為學術界的主流，而由於向意識形態的轉變以及科舉的製度化等諸多方麵的原因，理學的思想體係也漸趨僵硬，喪失了它尋求生命本身之呈現的“活潑潑”的原生樣態及其對生活本身的價值指導意義。王陽明出而重鑄心學，拈出“良知”二字，將“良知”作為人的生命與宇宙生命的共有本質，以“良知”在個體的自我體認與“體知”（我這裏用了杜維明先生提出的概念）為內在工夫（“致良知”的內在層麵），以“良知”在個體生活世界中的全體顯揚（“致良知”的外向表呈）為生命價值的經驗實現，以“知行合一”為“致良知”的全部工夫，簡單明了，直契本原，從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解構”了朱熹理學龐大而細密的理論架構，使思想學術重新回歸於關切人的生命價值這一本原性問題上麵來。在當時的思想文化背景之下，雖然王陽明的“良知”學說在某種曆史的維度上可以被理解為對南宋陸象山心學的批判性繼承與重新改鑄，但卻具有革命性變革的意義，在實踐上也具有明確的思想解放的意義。也正因為如此，“良知”學說一經傳播，便即在思想界掀起狂風巨瀾，迅速席卷大江南北。明代中葉之後，思想界所呈現出來的基本麵貌，便是陽明學各不同流派對“良知”理論的再闡釋以及基於這種再闡釋的重新結構。就浙江而言，以錢德洪、王畿為代表的“浙中王門”學派的發展與演變，也同樣標誌為明中葉以後浙江思想界的主要事件。
隨著一般意義上的陽明學的普遍流行，至晚明時期遂有其“流行之弊”，“良知”往往成為任情使氣者之行為狂放任誕的某種借口。隨著這種所謂“蹈虛之弊”的愈加明顯，對王學的重新反思逐漸成為思想界的新潮流。而在對王學的各種批評之中，真正能基於陽明學說的真切了解與領會，欲切其弊根而予心學體係以理論重建，並能切實作出重大理論貢獻的，是劉宗周。劉宗周是既出於王學，又能對王學予以批評性反思，並最終實現了對於王學的心學體係以理論上的創新性重建的重要思想家，他也因此而成為一代儒宗。劉宗周成為明代最後一位富有思想創見的人物，在某種意義上代表了陽明學說之曆史發展的終結形態；但此同時，由於他的後繼者黃宗羲的卓越努力與更大視域之內的再度思想融合，終於又在清初結出燦爛的思想碩果。
在浙江的文化史上，如果說元代不能算是一個富有思想的時代，但卻一定是一個富有藝術成就並實際上為全部中國藝術史作出獨特貢獻的時代。元代“文人畫”的發展達於巔峰，而錢選的山水畫正可謂開啟“文人畫”的先路。他以南宋趙伯駒、伯驌兄弟為師法對象，專尚青綠山水而去其繁複，筆意更為清雅簡潔，以無我之境寫有我之情，以心中山水顯現其高致逸韻，奠定了“文人畫”的基本主題。趙孟頫被推崇為元代畫家之冠，更是直接將繪畫導入“文人畫”的軌範。他反對南宋的“院體”畫風，主張師法晉唐北宋，立意高古，而技法則雄渾而簡曠，線條蕭疏而雅致，成為畫史典範。到元末而有“元四家”出，其中黃公望、吳鎮、王蒙均為浙人，其所繪山水，雖或布局繁簡有異，用筆枯潤有別，或遠山如黛，或水天空濛，而皆意境幽邃，閑靜灑落，卻又洋溢著生命的天機活潑，對明清繪畫均有巨大影響。此外如王冕、王淵、柯九思等人，也皆各有擅長，別開生麵，為中國畫史的豐富多彩及其風格的多樣性作出了重要貢獻。到了明代，戴進因開創“浙派”而領袖畫壇，南宋的“院體”風格稍稍回歸，而又對元代“文人畫”的題材意趣重加融鑄。徐渭在文學藝術領域有多方麵的成就，其水墨寫意則對此後畫風的影響甚為深遠。至明末而有以藍瑛為代表的“武林畫派”，用筆精煉渾樸，構圖別拘一格。陳洪綬的人物畫，則線條沉穩勁練，貌像奇古，神態閑然淡定，令人領會到畫中人物之人格的高尚與精神的超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