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握弘一法師每一個人生階段與其人格特點之間的內在關係，我們首先需了解他的精神，他的理想，乃至他的自我要求與修養，即弘一法師的道心與德性。而這一了解，還不能僅僅局限於出家後的弘一法師，離開了俗家時的李叔同先生而談論弘一法師的人格是不全麵的。就像前麵提到過的，這不僅為了說明弘一法師人格形成具有一貫性，同時又可以使我們更感性地認識到“弘一現象”之構成的原因。
在弘一法師出家前的幾個重要人生階段中，他在日本留學時的那一段經曆與表現無疑是值得關注的。1905年，時年二十六歲的李叔同先生安葬好慈母後離開上海，往日本留學。這一人生道路的取向，表麵看，是母親過世了，“以幸福期已過”，“於家庭故鄉”，無所牽掛為由。內在的，則是一位有誌者為尋求理想實施抱負，報效家國的理性抉擇。這個判斷是有據可證的。出國前，李叔同先生曾填《金鏤曲》一闋，題目是“將之日本，留別祖國，並呈同學諸子”。是闋中有“破碎河山誰收拾”的感慨，也有“二十文章驚海內，畢竟空談何有”的自況，更有“度眾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國，忍孤負”的表誌。這表明，李叔同先生留學日本，其目的是很明確的。
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國力大增。尤其是19世紀末，日本在獲得中日戰爭與日俄戰爭的兩次大勝，國際地位更是大幅提高。作為中國的近鄰，當時有不少懷抱強國富國之想而有誌於向外學習者，不少就是選擇了日本。那麼，李叔同先生為什麼不選擇科學技術，政治經濟，這類更實用，更見效的科目呢？就像有人提出的，治平之術不學，卻去學不疼不癢的音樂美術。雖說這種口吻帶有俏皮，是為一般學者所不取的輕薄相，但類似的疑問還是有的。以為學那些唱唱畫畫之類的，無非是傳統文人的一種個人喜好，甚至可以說是公子哥兒們的消遣之事。這顯然是淺見，更是謬見。當然我們不排除有這類文人，甚至還不在少數，但也不能因此一概而論。且不說中國古代社會“六藝”之教中本有“詩教”、“樂教”這類具有藝術教育性質的文化傳統，而晚清以來更有不少知識分子受西方影響，重視美學的社會功能者，如梁啟超、王國維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先生。蔡先生是李叔同先生在南洋公學的老師，據蔡先生回憶，李叔同那時在經濟特科班，是個高材生。兩位前輩那時也一定有所接觸。蔡先生後來到德國留學，回國後在北京幾所高校開課，大力提倡美學教育，最著名的就是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說。當然，這時李叔同先生已學有所成回國了。時間有先後，我們不能說李叔同先生留學日本的專業選擇與蔡先生有直接的關係。但民國前後，知識界中有一股重視美學、美育的思潮應該是當時的知識人士都能感受到的風氣；更何況像李先生那樣書畫皆精，對藝術已有獨到的經驗與理解者，選擇與愛好相一致的專業，作為自己的理想，以為淑世之用，是再正常不過的事。
毋庸置疑，李叔同先生赴日學藝，肯定不是僅出於一己的愛好，其最主要的，應該是薑丹書先生在《弘一法師傳》中所說的，乃是抱著一種“美術淑世”的理想。或以為，這也隻是“一家之言”，作不得數。“孤證不立”，那麼，前引那闋《金鏤曲》中的詞句，還有李叔同先生在日本成立劇社製定章程時所引他以前的詩句：“誓度眾生成佛果，為現歌台說法身。”及在春柳社成立時提出“改良戲曲，為轉移風俗之一助”的宗旨，可謂是夫子自道了吧！當然，這也可以不算，因為有人可能說這是自視過高，自我感覺太好，自我拔高之語。那麼就再舉證。李叔同先生在留學期間曾創辦過中國近代第一份音樂刊物《音樂小雜誌》，是刊“敘”中，李先生極其鮮明地指出，藝術具有“琢磨道德，促進社會之健全，陶冶性情”之功能，其“感精神之粹美，效用之力”，實乃超出一般，“寧有極矣”。見林子青：《弘一大師年譜》“光緒三十二年”條注七。這段文字，無疑就是李叔同先生的藝術觀，也可視為他留學日本專攻美術的指導思想。還有，與李叔同先生差不多同時在日本留學，並一起從事藝術實踐與活動的而後成為卓有成就的戲曲藝術家歐陽予倩先生曾對那段曆史做過這樣的回顧：“老實說，那時候對於藝術有見解的，隻有息霜（李叔同別字）。”見林子青：《弘一大師年譜》“光緒三十二年”條注五。這段話應該算得上是“當事（時）人”的“舉證”了。毫無疑問，所謂“見解”，當指一種明確的藝術觀，而消遣玩玩之類的想法是談不上什麼見解的。誠然，李叔同先生確是有他的獨到的藝術見解。倘若沒有那種明確的藝術觀的話，李叔同先生又怎麼有可能在中國近現代藝術史上作出許多偉大的成就來呢？事實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