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留學回國後的李叔同先生，其實早已不是像一般所以為的那樣，還是青年時代那般的風流倜儻。那時正值民國初年，不少新潮文人大多感到事業有成，來得也容易，難免有點心躁氣浮，但李叔同先生則顯然與他們不同。先是他在由陳英士先生等創辦的《太平洋報》擔任文藝主編（一說主編為柳亞子）。報館裏的編輯，都是“南社”成員，他們在工作之餘，大多混跡在歌場酒肆，還有那位來自日本的著僧裝的蘇曼殊也廁身其中，而唯獨“弘一法師孤高自持，絕不混入”，完全脫去了舊時公子哥兒的習氣（在留學日本時已是如此了）。也正是李叔同先生那不隨俗流的表現，所以能給旁人，甚至一般的“小職員”（作者孤芳自稱）留下不同凡響的印象。
稍後，李叔同先生脫下西裝，換上粗布的長衫馬褂，又投身於教育事業。據與先生同時從事教育的同仁薑丹書先生回憶，“上人自為人師後”，即“刻意於本身之修養”，“已為恂恂儒雅之布衣君子”。他的學生曹聚仁也曾這樣追思道：“（對於弘一法師）這樣藝術天才，人總以為是個風流蘊藉的人，誰知他性情孤僻，律己極嚴，在外和朋友交際的事，從來沒有，狷介得和白鶴一樣。”然而，就是這樣一位看似“性情孤僻”的老師，對學生卻充滿著愛心，“從來沒有怒容，總是輕輕地像母親一般吩咐我們”。愛是互動的，學生們也自然會生發出對這位“我們的李先生”（這是同學間對李叔同先生帶有感情的稱呼）一種“最不會使我們忘記”的情感。林子青：《弘一大師年譜》“民國七年”條注九。作為老師的李叔同先生，他對學生的愛，既有具體而微的關心，如學生劉質平、豐子愷等在生活學習上所得到的幫助；更有一種純是體現在精神上的照明，這是一種更高境界更有感染力的愛，它沒有功利，不帶夾雜，潛移默化，止乎純粹，完全是憑借人格的魅力，人格的力量，無言地流向每個人的心田，影響著每個學生人格的發展。誠然，“他平日很少責備學生。然而學生卻視之如父兄，從不敢輕慢他”；“所謂‘望之嚴然而即之也溫’，學生對他的衷心折服，純由他的真誠所感召”。
於是乎，受老師精神的感召，“對於（李叔同）先生的功課（音樂美術），大家都心悅誠服地想做得好；目的不在分數，隻是希望先生能因此而更悅，更歡喜”。正如夏丏尊先生所回顧的：“他（李叔同）教的是圖畫音樂二科，這兩種科目，在他未來以前，是學生所忽視的。自他任教以後，就忽然被重視起來，幾乎把學生的注意力都牽引過去了。課餘但聞琴聲歌聲，假日常見學生出外寫生。”其重視熱愛的程度，竟然到了把這兩門課“看得比國文數學等更重要”。其中的原因當然是“他對於這二科實力充足”同時也是“由於他的感化力大”。但歸根結底，則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