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驅者的探索是多麼艱難，客觀上波詭雲譎，變幻莫測，主觀上各自帶著理論與實踐的局限。他們處在曆史大變動的時代，許多陌生而複雜的問題，提到這些並不成熟的革命者麵前，他們麵前是沒有前人涉足過的深山老林遠古洪荒。在曆史沒有作出答案前，一切事務都隱在雲裏霧裏，具有極大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很難說走進峽穀是絕對的好，也很難說攀上懸崖就絕對的壞！也許，認定的平坦大道上突然出現了不可逾越的鴻溝，也許在山重水複疑無路時出現柳暗花明的境界。在不清晰的未知數中，也不允許你從容地思考。革命理論水準的提高與實踐經驗的豐富都需要時間乃至沉痛的代價。
人生，總是“覺今是而昨非。”
周恩來想到血的代價！他那微蹙地眉心，過長的胡須，沉鬱的目光，緊閉的嘴唇，疲憊的肩胛，處處流露出深刻的負重之感，……斯大林的影像從煙霧中呈現出來：“中國革命是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斯大林接見他時，一邊吸著煙鬥，一邊用舒緩的語調說給他的，“要研究軍事！”
那時，他在莫斯科研究了俄國戰爭史。
蘇沃洛夫，俄國曆史上的一代名將。他的坎坷經曆，他的指揮藝術，他的勇敢精神，給周恩來很深的印象，他從這次西征，想到了1799年蘇沃洛夫對瑞士遠征。
曆史事件是不會重演的，但人的感情卻不斷重複。周恩來是個溫情的人，許多外國學者把他稱作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不管這個評價是否精當，蘇沃洛夫的一段自白，的確是深深地感動過他：您的畫筆能夠繪出我的容貌——因為它顯而易見，可我內心的奧秘卻從未公之於世人麵前。那麼，讓我告訴您：我曾使血流成河，至今提起仍感不寒而栗；可我待人慈愛，畢生未給任何人造成不幸；未判處任何人死刑；任何一隻小蟲都未在我手下慘遭厄運。我是渺小的，也是偉大的。不論是時來運轉，還是時乖運蹇，我都冀望於上帝，並且從未迷惘動搖。
是的，蘇沃洛夫把戰爭的殘殺歸之為不得已而為之，把一切個人休戚榮辱冀望於上帝，而周恩來的上帝卻是中國人民和中國革命！
“恩來，我看你太累了，這裏留個作戰參謀值班就行了！”朱德淒然地說：“戰爭，總是很殘酷的！”
周恩來從窗邊轉過身來，一陣突然襲至的疲憊與昏眩使他搖然欲傾，隻覺得天旋地轉，他急忙走到桌邊，伏案暫息。
周恩來深感自己的虛弱。他手托雙腮，用中指揉搓酸澀的眼窩。這是絕對不能病倒的時候！他假寢了一會兒，思路轉向五軍團的34師。地圖上雖然插著標誌，但34師在什麼地方並不確定。在極端頻繁的變動中，地圖很容易畫得混亂不堪，剛剛畫上占領馬上又變成放棄！經常的塗改會把地圖毀掉！
他在34師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兩個人。一個是師長陳樹湘，一個是101團的參謀長萬世鬆。
那是他來蘇區後處理的一個複雜而又簡單的案件。
萬世鬆在養傷期間，愛上了一個有夫之婦——方麗珠。他們同居了三天，被人揭發。可是人們的同情卻在萬世鬆和方麗珠一邊。這是紀律與感情的矛盾。合理不一定合法。
軍團長董振堂認為軍法難容，報告軍委執行槍決。
方麗珠要求將他們一齊槍斃，因為她堅持責任在她身上！
陳樹湘不願喪失這個既是下級又是密友的團參謀長，便暗自給周恩來寫了一封為萬世鬆開脫的信。
周恩來作為紅軍的總政委，他必須正確地處理這個案件。他主張給萬世鬆以降職處分，下放連隊當連長。萬世鬆在戰鬥中表現非常勇敢又頗具軍事才能，在西征路上他代替了犧牲的二營營長。
“自古人生誰滿願？”恐怕一個也沒有，這便是人生的真諦。
周恩來曾經聽過方麗珠的申訴。他心裏說：“你們是無罪的！”嘴上卻隻能說：“處分是必要的！”
大軍將行，方麗珠要求隨軍，願作一名女扮男裝的炊事員或是挑夫，她理所當然的被拒絕了，這使他感到愧疚！
周恩來也許是最重感情的人。平等與仁愛，如果當成褒義詞的話，應該加在他身上。在後來的年月裏，他收容撫養過多少烈士的子女？又保護過多少身陷冤獄的幹部？
這種仁愛之心，曾受到項英強烈的指責，在項英看來：人道主義，那是資產階級的感情，在階級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拚搏中，隻有殘酷的鬥爭，無情的打擊才是堅強的革命者的黨性！
幾十年後，在“四人幫”批中國“大儒”的時候，矛頭就是對著他。
西奧德·懷特在延安時就認識了周恩來，對他印象極為深刻。在他過了若幹年後，意識到對周充分信任是不太適當的。他把周恩來的雙重性格兩種形象結合在一起來描寫：周恩來“如同本世紀任何共產主義運動產生的人物一樣，是一個卓越無情的人。他會以絕對的勇敢、以貓捕老鼠的靈巧、並以一個人經過深思熟慮的唯一行動方針而作的決心——他就是這樣行動的。然而，他還是具有能夠表現出熱情親切、情不自禁的那種與人為善的態度和斯文禮貌的本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