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進軍湘西與二、六軍團會合也好，還是進軍湘中也好。在蔣介石南昌行營的軍事地圖上都預先標示過。也都預先作了準備。這算不了什麼高明，即使是一個平庸的參謀部，也都會把幾種可能幾個方向都網在思考範圍之內。問題是看他的最終判斷是否準確、事先預防是否有效。
當時的最高決策機關——“最高三人團”還有中革委主席朱德，這些人，並不都是不分是非專門拒絕正確建議的愚蠢的人！他們也有利弊權衡，他們的思考，應該說也是周密的！
如果不以後來的對錯尊卑沉浮定褒貶，站在曆史的角度來分析每個人的作用，那就會公正些。比那些簡單化簡約化地一概斥之為“左”傾分子，提供給人們的教訓和哲理就會深刻得多！
當時，由於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對整個形勢的估計出了偏差，提出占領中心城市和爭取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任務，這種極左思潮從共產國際、中共中央翻卷下來，猶如洪水之奔流。
誰也頂不住那種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而這種打擊正好來自你的同誌，來自你自身。就像文革中誰沒有高舉紅寶書推波助瀾呢？也像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兩次打長沙都告失敗一樣，這是一個曆史進程，誰能抗拒曆史的必然潮流？
那麼，這些“左”傾所產生的惡果，應該歸罪於第三國際的左傾？似乎又不全對，因為第三國際所作的左傾決斷，除了主觀原因外，有沒有各國支部提供的不切實際的情況而由此作出錯誤判斷的客觀原因呢？
還是歌德說得辯證些：“真理與謬誤是同一個來源，這是奇怪的但又是確實的。所以我們任何時候都不應該粗暴地對待謬誤，因為在這樣的同時，我們也就在粗暴地對待真理。”
為了利用陳濟棠與蔣介石的矛盾，周恩來與朱德於1934年10月5日派潘漢年、何長工去尋鄔同陳濟棠的代表楊幼敏、黃質文進行停戰談判。達成了五項協議，可以互借道路，為紅軍順利通過第一道封鎖線作了準備！
在這樣一種可以讓路通行的條件下，去與二、六軍團會合更為有利的考慮，不是合情合理的嗎？
第一、第二、第三道封鎖線都比較順利地通過了。這是不是說明“三人團”決定的開進路線並沒有錯？直到湘江，才由於行動遲緩，受到了敵人的夾擊。那麼，如果早日丟棄輜重，提前兩日過江，是不是損失就會小得多呢？
那麼，湘江一戰的慘重損失是在於行動遲緩上，而不是戰略方向和行進路線的錯誤了？
按當時李德、博古的心理，進軍湘中是危險的，還是去跟二、六軍團會合，有先遣部隊接應，有根據地作為落腳點更可靠些。這不是可以理解的嗎？
如果當時各申理由，而後投票表決，人們讚成前者還是讚成後者？不能立足今天去要求當時，隻能立足今天，剖析當時，不能脫離曆史條件而談曆史。
毛澤東的建議不被接受。他並不過分遺憾。他知道應該點到為止，他知道必須等待。“我早說過你的那樣幹法不行，結果就是不行！”他認為曆史會站出來替他說話，這叫有言在先。
這些曆史性的問題，王稼祥負傷之後躺在他的病床上，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思考過。這是他跟博古不同的地方，跟洛甫也不同。這些思考是他認識王明“左”傾路線的開端，也是他從“左”傾路線中分化出來的基礎。西征途中與毛澤東住在一起，這是他與“左”傾路線決裂的契機。
1934年11月25日的夜晚，是個普通的夜晚，是微雨瀟瀟的夜晚，從某種角度來說，又是帶有曆史意義的夜晚。
這天黃昏，紅軍在道縣至江華之間，全部渡過瀟水，分四路縱隊向湘江開進。
中央縱隊在一個叫九溪橋的小小山村裏宿營。縱隊部通知，先頭部隊正在激戰，預計在這裏將停留八小時，要大家抓緊時間養精蓄銳，以便翻越前麵的都龐嶺大山。
在瞬息萬變的戰爭年代，八小時，有時顯得十分漫長，譬如打阻擊；有時又顯得極短，譬如睡眠。
王稼祥和毛澤東都坐擔架，所以他們經常住在一起。毛澤東不愛騎馬(當然有時也騎)，坐擔架不僅有充裕的時間休息，而且可以靜心思考和讀書。
這是一個石壁小屋。明亮的馬燈放在兩個摞在一起的鐵皮文件箱上，王稼祥剛剛換了藥，躺在擔架上微睡。他的傷口一直時好時壞，在這種情況下翻山越嶺，忍受顛簸，無疑是一種漫長的酷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