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倚在馬袋上讀書。他白天在搖籃似的擔架上早已睡足，安靜下來反而不能入眠。
毛澤東把燈撚小，還撐起一件雨衣擋起，不讓燈光照在王稼祥的臉上。
王稼祥眯了一會兒。他看見燈光把毛澤東變形的巨大身影投射到牆壁上，燈光映出毛澤東的長發和那雙特大的手。他不知道主席在讀什麼書，竟是那樣專心致誌。
“主席，你在看什麼？”
“淮南子。”
王稼祥有些愕然，這書他沒有看過。
毛澤東把書放下，轉身麵對王稼樣，點上了一支煙，吸了一口，頗帶感慨地說：
“對人對事，曆史從來評價不一，你看淮南子對共工的評價與《國語·周語》和《三皇本紀》的說法就大不相同。有的把他說成是搗亂分子。有的把他說成是爭強好勝爭奪王位的魯莽漢。我認為淮南子說法最為可取，你聽。”
毛澤東翻開書讀道：
“‘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共工死了沒有？書中沒有說，但他改變了天地的格局，所以，共工應該是勝利的英雄……”
王稼祥不知如何理解毛澤東的不同凡響的舉動。在炮火連天大軍西行危機四伏的路上，他竟然有些閑情逸致去評價未必真有的近似神話的傳說。這對當前的處境是一種淡漠還是一種邈遠的想像？是胸懷的廣闊還是從這傳說裏尋求啟示吸取力量？
王稼祥是個精明而又誠摯的知識分子。他在與毛澤東的較多的接觸中，默默地視察著他，他雖然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卻不象其他“吃洋麵包”長大的留蘇學生那樣，隻是從別人的傳言中，從主觀臆測中想像毛澤東。
他比博古、洛甫先到中央蘇區，與毛澤東相處很久。他從毛澤東的帶有悠閑色彩的繁忙中，看到他那樣應付裕如地去創造一個完整的“國家”，除戰爭準備與戰場指揮，他還同時關注施政、財經、外交、民事甚至開荒、植樹，並親自調查，起草文電布告命令和撰寫文章。毛澤東是貫注著一種令人振奮的創造激情來從事這些繁重費神的工作的。而他竟然能在工作之餘博覽群書。
有時，他看到他長久地獨自沉吟，繞室徘徊，那些深思熟慮的腹稿，便流泉般奔湧而出。他還清楚地記得1932年3月，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人民委員會第十次常務會議上，一致通過的《對於植樹運動的決議案》，就是他親自起草的，決議案以簡明的語言闡述了植樹造林的重大意義，對開展植樹運動的辦法和措施也至為詳盡，這個《決議》在公布實行之時，正值中央粉碎國民黨三次“圍剿”而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不久之際，在戰火紛飛、硝煙彌漫的戰爭環境裏，建設伊始、百端待舉，毛澤東竟能抓緊戰爭間隙，發動群眾，改造山河，造福後代，沒有廣闊的胸懷，沒有充足的勝利信心，沒有遠見卓識，是很可能顧此失彼而無法周詳的。
王稼祥深感毛有武能安邦文能治國的經天緯地之才，由此產生了一種心定神寧的依附感。他在這種崇敬之餘，又有些困惑。他發現，在毛的所有言論行動的出人意外的獨創性中，並不都源於馬列主義的指導，而是集中了古今明哲各種思想的精華的雜糅。這種不純粹的馬列主義，也許正是與教條主義相區別的鮮明的特征，因為世上絕對純粹的東西是沒有的，列寧的論述也並不是馬克思的重複！
當時的王稼祥，並不理解這種雜糅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必須，所謂的純粹的馬列主義者，象王明、博古，他們隻能背誦原文，卻往往遠離中國實際而陷入教條，以教條來指導革命必然把事情搞糟。
曆史證明，不論哲學、文化、科學，都體現著“雜交優勢！”馬列主義的來源本身，就說明它也是雜糅。
王稼祥發現，毛澤東很少翻閱馬列主義的原著，王稼祥手邊有《反杜林論》有《國家與革命》有《兩個策略》、《‘左派’幼稚病》等等，毛澤東卻很少借閱，有時瀏覽一下，似乎並不深研，他有幾次談話使王稼祥目瞪口呆，以致使他相信在上海聽到的那些傳言是真的：“馬列主義是普遍真理，可是，它不可能在一百年前的歐洲開出醫治中國的藥方。隻有中國的大夫號脈之後才能對症下藥！”
他還聽說，毛澤東竟然和教育部副部長徐特立，在長汀養病時，一連幾天研討《貞觀政要》，還說過一句放蕩不羈讓人驚駭莫名的話：“治理中國，需要馬克思加秦始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