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又使王稼祥對毛澤東產生了距離感。
這幾年，依附感和距離感始終困擾著他，再加傷口久不愈合，身體不好，總顯得憂心忡忡。
在寧都會議之前，在前線與後方的激烈爭吵時，他才真正看清了毛澤東是對的。他看清了那些隻顧執行國際路線，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後方委員們，對戰爭實際是多麼無知；他們對前方的指責是多麼不公，而且按照不切實際的國際戰略，逼迫前線執行是多麼可恨可惡！這些人卻握有尚方寶劍，隻顧對國際負責，不體諒前線的實際困難，發號施令，儼然是些高高在上具有裁決權的法官，不了解前線卻對前線指手畫腳。王稼祥才對這些人的馬列主義是真是假發生了懷疑。
由於王稼祥最先與毛澤東接觸，由於他比王明博古更多的了解中國革命實際，所以他最先覺醒。王稼祥在寧都會議上，對撤銷毛澤東的軍內職務沒有舉手，不要輕看這一點，在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環境與氣氛中，不舉手需要巨大的勇氣。
對這一點，毛澤東始終沒有忘懷。
這天晚上，毛澤東又給他大講淮南子，又使他的困惑感加重了，他想跟毛澤東談談當前。
三、遵義會議的預演——毛澤東論兵
換過藥後，王稼祥舒適多了。他用軍大衣把背墊高，倚坐在擔架上，想跟毛澤東長談。
“主席，這次反‘圍剿’的失敗，我們應該有一個全麵的認識。”王稼祥不無痛心地說“不然，紅軍的命運難測。損失太慘重了。”
毛澤東很久沒有講話，一支接一支地吸煙：這個問題，他已經思索很久了，他很清楚這是國際路線所帶來的影響所致。也是臨時中央以及後方的那些政治局委員們竭力推行國際路線的結果。解決政治路線才是根本。
可是，目前解決政治路線幾乎是不可能的！那就連開始向正確方向轉變的王稼祥和張聞天這些中央政治局委員們也都網在錯誤路線裏麵。一個已經沒有任何實權的毛澤東，公然挑起反國際路線反臨時中央的鬥爭，必然使自己孤立起來，甚至有人會懷疑他的動機——是借暫時的軍事失利而對寧都會議的反撲。
當時的局麵不像後人所說，好像那時王明的“左”傾路線隻是博古、李德等個別人的獨斷專行，他們是孤立的，處處受到抵製的，好象那時的“左”傾路線很容易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曆史不是這樣，坐在擔架上一支接一支吸煙的毛澤東也不這樣看。1945年4月20日，中國共產黨七大通過的若幹曆史問題決議的結論性的一段話，反映了當時的實情：“犯教條主義錯誤的同誌們，披著‘馬列主義理論’的外衣，仗著六屆四中全會所造成的政治聲勢和組織聲勢。使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黨內統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表現得最為充分和完整，在全黨影響最深，因而危害也最大。”
思想、政治、軍事、組織；充分、完整、最深、最大，這些詞句的含意是多麼嚴峻。
毛澤東必須謹言慎行，他深深感到瀟瀟夜雨的寒冷。
在這樣危機四伏的遠征途中，挑起這樣的紛爭是不明智的，他將使紅軍的處境更為危險。他必須講求策略。
“政治路線無疑是正確的，”毛澤東望著隱在暗影中的王稼祥，說得很緩慢很自然，“在五次反‘圍剿’中，我們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在動員廣大工農群眾參加革命戰爭方麵，我們取得了巨大的成績，擴大紅軍運動成為群眾的熱潮，使紅軍數量達到10萬以上；在‘一切為了前線上的勝利’的號召下，我們保證了紅軍在財政物資精神上的需要；我們的經濟建設以及與群眾關係的改善，激發了廣大群眾參加革命戰爭的熱情和積極性，這一切都造成了徹底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有利條件。”
毛澤東麵對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的王稼祥，不能不充分地肯定當時的中央。而他所列舉的成就，卻大都是蘇維埃政府的有效努力而取得的。
“那麼，未能粉碎五次‘圍剿’的原因在哪裏呢？”王稼祥仍然不能把軍事上的失利與政治路線的錯誤分開。蒼白的瘦削的臉上，露出淡淡的困惑。
“我們應該把注意力集中在糾正軍事路線上，戰略戰術的錯誤是導致失敗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