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英在六年之後的“皖南事變”中臨時動搖，換上便衣首先脫逃的行為，就表現出他性格的弱點。
項英陰沉著臉。殘酷鬥爭來不得半點溫情：
“我們必須無情地打擊右傾機會主義，保證國際路線的完全的實現！”
幾個委員表示附議。他們對項英的堅強的政治原則和鬥爭性給予應有的尊重。
會議的內容，會議的爭辯，會議的情緒，不斷地重複推磨，一圈一圈又一圈。疲勞轟炸，一直推到精疲力盡，達到預想目的為止。
“當然，批評可以從嚴！”周恩來用傷感的目光巡視著會場。感到如果雙方硬頂，鬥爭便會升級，促成對方采取極端措施，那就很糟。不彎則折，把事情弄僵是不利於大局的，他轉圈說：“可是，組織的變動是不應該的。毛澤東同誌的經驗偏重於作戰，他的興趣也在主持軍事工作，留在前方是適合的。”
王稼祥讚成周恩來的看法。
項英卻立即反駁，聲調越來越堅決。
“現在中央局關心的不應該是如何照顧某個同誌的經驗和興趣，而應該注意的是如何在紅軍中執行國際路線！”
此時，已是下午一點鍾。周恩來宣布休會，下午三時再開。
四、渾元圈
會議又進行了一天，照舊推磨，項英有些不耐煩了：
“我認為爭來爭去已經沒有意義，有的同誌發言，專談枝節專談現象，不談根本不談實質，這是主持會議的周恩來同誌的責任。”他冷峻地望了周恩來一眼，“問題反而被搞複雜化了。歸根到底是路線問題，既然如此，不但在思想上解決政治上解決，而且應該從組織上解決！”
思想解決意味著批鬥；組織解決意味著改變領導，對某些人要撤職查辦，見慣不驚，會場氣氛並沒有由此而更緊張。
“我認為擺擺前線的困難，也不是不可以……”
“困難永遠都有！”顧作霖立即惡聲打斷對方，“問題是右傾機會主義者們畏懼困難，誇大困難，不去解決困難！”
“對！”凱豐象喊口號似地叫道：“我們共產黨人麵前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
“問題是後方對前方的要求過高”周恩來說。
“問題恰恰在這裏，”項英緊盯著周恩來，激烈地打斷他，“前線同誌認為中央要求太高，國際要求太高，就等於說中央和國際的指示脫離實際，有這種極端錯誤的思想，怎麼還有決心去克服困難呢？精神先垮了嘛，”項英終於拋出了最有刺傷力的殺手鐧，“懷疑國際指示的正確性，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
“從第一、二、三次反圍剿的勝利看，我軍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可是，現在，前方同誌總是完不成戰鬥任務。”顧作霖進一步補充，“主觀不努力，客觀找原因。”他本想來幾句狠的，可是他找不到更具殺傷力的投槍。
會場上，大概隻有陳毅最清醒了，他身側事外，比較客觀。他深深感到權力是一種可怕的力量：既可以推行真理，也可以扼殺真理。
既可以把主觀失誤說成客觀困難，也可把客觀困難說成主觀失誤。順我者升，逆我者降，這便是權力的法則。
在這種時候，一切過激的言辭，一切過分的舉動，一切的無限上綱，都是革命鬥誌高昂的表現，都是被鼓勵的，那是造轟轟烈烈聲勢之必須，那是衝鋒陷陣時威懾敵膽的呐喊，那是邁向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化的腳步聲，越過頭越好。
理論的伸縮性是無限的，運用之妙是無窮的，隨意性是可怕的：願意跟你握手，可叫與人為善，願意把你打翻，就叫不調和的鬥爭，說它輕，則輕如鵝毛；說它重，則重如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