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豐是有政治鬥爭經驗的：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他就仔細思考過了，他懂得政治鬥爭的嚴酷性，在路線鬥爭的風暴中，有的可以乘機扶搖直上，有的則被卷入萬劫不複的深淵。
1927年初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鬥爭，因中國國共兩黨分裂，而更加激烈了。
政治路線鬥爭，必然和權力鬥爭聯在一起。那時，凱豐、王明、博古都看得很清楚，具有學識才華備受歡迎和尊敬的中山大學校長卡爾·拉狄克，就是因為公開擁護托洛茨基而丟掉了校長的職位的！
在兩派激烈的鬥爭中，任何人都要考慮自己在鬥爭中要站在什麼位置上，有的考慮堅持正義和真理，有的考慮對自身的安全和發展是否有利。
那時，副校長巴維爾·米夫正在中國執行特別使命，學校的管理權力出現了真空，聯共中央任命教務長阿古爾代理校長。他力圖穩固和提高自己的地位，作為一個正式的校長屹立在革命曆史舞台上，便極力爭取一些有影響的學生的支持，很快就在身後集結了一大批學生，根本不把聯共黨支部書記謝德尼可夫放在眼裏，這種拉幫結派的方式使中山大學形成了兩大敵對營壘。
以阿古爾為首的教務派，以謝德尼可夫為首的支部派，很快就展開了“血戰”式的互相攻擊。許多學生不願參加這種互相詆毀、攻訐以達爭權的鬥爭，這就形成了學校中的第三勢力。第三勢力又成為雙方爭奪的對象，學校成了“不似流血，勝似流血”的戰場。直到米夫回到中山大學，兩敗俱傷的內耗戰仍在繼續進行。
王明因陪同米夫回國而沒有卷入，所以他對學校的形勢看得比較清楚，他建議米夫把握住第三勢力，聯合支部派搞垮阿古爾的教條派，從而為米夫擔任中山大學校長鋪平道路。
在米夫看來，這是一個很高的策略：因為互相指責的兩派，並無嚴格的是非，第三勢力傾向哪一方，哪一方就會取勝。如果米夫把第三勢力投向阿古爾一方，把謝德尼可夫打倒，恰恰穩固了阿古爾代理校長的地位，後來的正式校長就是阿古爾而不是他米夫了。
王明不但向米夫提出了解決學校混亂的高明的策略，而且是第三勢力的爭取者組織者，他成為米夫的得力助手和主要心腹就不是偶然的了。
凱豐那時並不處在舉足輕重的地位，但他洞察了這場鬥爭的來龍去脈。由米夫、王明組織起來的第三勢力的核心，便形成了後來“反對派”稱之為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這二十八個人是哪幾個，說法不一，帶有某些隨意性和流動性)這一同盟式的集體，無論對於中山大學、對於中國共產黨本身，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凱豐便是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一般是指：王保禮、王盛榮、王雲程、王稼祥、朱阿根、朱子純(女)、孫濟民、宋潘民、杜作祥(陳昌浩之妻)、陳紹禹(王明)、陳昌浩、陳原道、何克全(凱豐)、何子述、李竹聲、李元傑、沈澤民、汪盛荻、肖特甫、張琴秋(沈澤民之妻)、張聞天(洛甫)、孟慶樹(王明之妻)、夏曦、秦邦憲(博古)、殷鑒、袁家庸、盛忠亮等人，這二十八個人中，約二十人受過高等教育，能流利地說一兩種外語，隻有五個人是工人階段成份。他和博古一樣，崇拜米夫、敬佩王明，相信共產國際的無比正確。
凱豐幾乎經曆了曆次派別和路線鬥爭。米夫、王明取得了對阿古爾教條派的鬥爭勝利後，反托洛茨基反對派的鬥爭隨之而起。這場鬥爭的爆發點，是1927年11月7日慶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的遊行中出現的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