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在旗杆周圍，向代表中國的象征敬禮。
蔣介石和宋美齡根本不可能理解人民，既沒有共同的利益也沒有共同的語言，更談不上共同的感情，但宋美齡所到之處向外國傳教士和婦女俱樂部發表演講，卻取得了意外的效果，將外國的太太們教會團體和教士吸引到自己身邊。
美國的斯特林·西格雷夫這樣評價宋美齡：“宋美齡對中國人民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但她卻引起外國人的極大注意。不管她走到哪裏，她就向外國傳教士和婦女俱樂部發表講話。她本來已經是上海最重要的女交際家了；現在，她成了中國最重要的女交際家了。她將外國的太太們、教會團體和傳教士們集合到自己身邊。傳教士們隻要能對朝廷擴大影響，自然是很高興的，不管如何虛假，他們開始把美齡看成是基督教的旗手……美齡之所以像魔術似地變成一位地道的宣傳家，是出於端納這位長期以來一直參與中國事務的幹涉者的建議……”
端納在五分鍾之內，便來到了宋美齡的客廳，他穿著一身精工裁製的花呢西裝，一頭不算茂密的灰白色的卷發，兩道濃眉下，一雙深陷的褐色的眼睛顯得和善而機警。他第一眼就看出宋美齡滿臉哀傷和愁思，這是難以測度的深沉的憂戚。
這位深諳心理學的樞密顧問，並不給宋美齡以廉價的同情和寬慰，那會使她產生不真實感。他采用的方法是循循善誘的回憶：
“這是勝利中的挫折，大幸中的不幸，共軍渡過湘江，終是漏網之魚，元氣大傷，委員長已經飭令各方部隊追堵圍剿，以使共軍不可能落地生根，隻是增加了追剿的時日，多付一些代價就是了。”
宋美齡讓秘書送來不加糖的咖啡，親自端給端納，等候秘書離去之後，端納繼續說：
“回想過去，委員長自從擔任黃埔軍校校長以來，經過了無數坎坷和磨難，不都是化險為夷了嗎？挫折，並不都是壞事，創業總是艱難的。培根說過，‘奇跡總是在厄運中出現’。”
“我總覺得委員長的敵人太多了。”宋美齡忽然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委屈和傷心，“就是連我二姐也反對他，子文也不理解他，不支持他，……”宋美齡的眼淚迅速地湧滿了眼眶，低頭唏噓。
端納知道宋美齡提的近年發生的兩件事：
1933年底，宋子文認為蔣介石為了五次圍剿所提出的軍事預算過高，特別認為把大批金錢撥給各地方實力派收買他們剿共很不明智。蔣介石則堅持國家安全高於一切。宋子文則力主削減開支，以減輕國家債務。各不讓步，蔣介石在盛怒之中，舉手打了宋子文的耳光，宋子文憤而辭職，去了國外。蔣介石隻好以孔祥熙來代替他。
1934年4月20日，毛澤東就“天羽聲明”發表講話，指出“此為日本帝國主義企圖強占全中國的最明顯的表示。”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李杜等發布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號召成立工農學商代表選出的“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以對抗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
“委員長的敵人的確太多了！”端納沉思地說，他盯視著逐漸熄滅下去的壁爐火，終於想到去加柴，“共產黨的手段的確很高明，他在委員長大軍圍攻時，提出抗日的主張，這就使委員長處在兩難的境地。去打日本吧，必然使共產黨猛烈發展，實現他們奪取一省或數省勝利的目標，進而奪取全國政權；如果不打日本先打共軍，必然喪失人心，因為目前國人關心的並不是共產與不共產，而是不當亡國奴！
“那麼，日寇在上海進攻時，共匪借機攻打贛南的中心城市贛州，這不是扯住委員長的抗日的後腿嗎？他們一邊講抗日，一邊打抗日的中央軍”，宋美齡由於委屈而變得忿恨了，“可是，怎麼沒有人責備共產黨呢？”
“因為委員長握有中央政權，人們自然把抗日重任放在他的肩上！”端納解釋著，然後思索如何使蔣介石解脫此困境的良策，“啊，這是非常錯綜複雜的鬥爭！非常複雜，非常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