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納對這種複雜的局麵，已經不止一次地進行排列組合，如果將他多年的思維活動條理出來，那將是非常有趣的。
這種複雜性，可以說世界少有。
端納的排列組合，是從國民黨新軍閥的長達四年的混戰開始的。他以政治家的精明，記者的敏銳和見多識廣，對中國的各派勢力作過解剖，新軍閥混戰的四年，給國民黨的兩大真正的敵人提供了發展的機會：日寇侵略步步深入，而共產黨也借機得到了迅猛發展。
這長達四年的混戰中，蔣介石首先開始的就是蔣桂戰爭。
1927年，國民黨由汪精衛、蔣介石為了爭奪中央政權而發起的“寧漢之爭”，當時，雄心勃勃的唐生智以擁汪為號召(端納注道：擁別人是假，為自己是真)，組織“東征軍”沿江而下，直逼蕪湖，威脅南京，此時，蔣介石與桂係李宗仁、白崇禧為爭地盤正劍拔弩張。蔣介石麵臨著兩麵受敵的危境。他深知三方在交手時應采取的策略，立即宣布下野，抽身東渡，把擂台讓給桂、唐去打。於是唐生智的“東征軍”和桂係組織的“西征軍”為了各自的利益動起幹戈，等他們打個兩敗俱傷之後，蔣再出來收拾殘局。
此時，蔣已深諳政治鬥爭絕無道義可言，隻有利益原則，利益相同則合，利益相悖則分。共禦外侮是兄弟，鬩於牆內是仇敵；晝長必然夜短，利此必然害彼；兩雄不能並立，兩辯不能相屈。他引桂、唐兩軍互為鷸蚌。
結果唐生智兵敗出走，李宗仁成了武漢的新的統治者。
原來桂、唐兩敵，現在火並後變成桂係一個，桂唐結怨，蔣介石便從日本西渡回國，在反桂基礎上又與汪精衛合作，通過汪拉攏唐生智，又通過譚延閩拉攏魯滌平，通過賀耀祖拉攏葉開鑫。把原來的仇敵變為朋友。
端納在紙上畫了個很有趣的公式，以證明蔣介石手段的高超：
唐、桂兩軍擊蔣，
蔣、唐兩軍擊桂。
但桂係李宗仁、白崇禧其狡詐亦不下於蔣，搶先與唐和平談判，也像蔣介石一樣，消除了蔣、唐兩軍夾擊的危局。
1928年1月，北洋軍閥與國民革命軍仍舊在津浦線上進行拉鋸戰。在暫時解決了內部衝突之後，國民黨必須集中力量進行“二次北伐”，完成國家統一，蔣介石回南京後複任總司令。為了完成北伐，必須調動各派兵力。若要調動各派兵力，必須進行利益分配，大家都是不見兔子不撒鷹的老滑頭，誰也不願為別人火中取栗，蔣介石早已看透，人人都打著三民主義信徒的旗號，心目中真正信仰的上帝是他們本身的利益。
蔣介石通過國民黨四中全會舉行了“五巨頭”的政治權力分贓，他總司令自兼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另外成立四個政治分會。以李濟深、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分任廣州、武漢、開封、太原政治分會主席，在軍事上恢複了四個集團軍，蔣介石自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馮、閻、李分任第二、第三、第四集團軍總司令(李濟深保留了第八路軍總指揮)。
這種不是由於信仰而是由於利益的權力分配和聯合，本身已經構成了極為敏感的潛在危機，日後貌似突然的破裂，其實是一種必然的趨勢，蔣介石當然也明白這一點。馮、閻、李也都明白這一點。但蔣介石比其他派係有利的條件是他在中央，勢力最大，玩弄權術的手腕當然也是上乘。
奉軍在北伐軍攻擊下向關外撤退，張作霖也於1928年6月3日離開北平，專列行至沈陽皇姑屯時，被日軍定時炸彈炸死。張學良繼承父位。蔣介石派方本仁參加張作霖喪禮並同張學良談判易幟。張學良表示推行三民主義，決定服從國民政府。這時，北伐軍事業已完成，全國統一指顧可期。
1928年7月3日，蔣介石偕宋美齡和李宗仁到達北平，在西山碧雲寺舉行四總司令以及國民黨文武百官祭奠孫中山靈柩大典，祭告“統一大業完成”。
7月11日蔣介石召集四總司令在北平市郊小湯山舉行談話會，重演宋太祖的“杯酒釋兵權”，提出了《軍事整理案》。
當時端納看著蔣介石的《軍事整理案》，忍不住拍案叫絕，認為他比宋太祖厲害，可以說集機詐權術之大成。
當時蔣介石提出全國有兵一百六十萬，每年軍費開支達三萬八千萬元，占國家稅收75％，他提出全國兵額不得超過五十萬，軍費不得超過稅收50％。但裁誰的兵呢？他先鼓動馮玉祥提出一個裁兵方案，即：有訓練者編，無訓練者遣；有革命性者編，無革命性者遣；有戰功者編，無戰功者遣；槍械齊全者編，槍械不全者遣；具體方案是第一第二集團軍各編十二個師，第三第四集團軍各編八個師，其他雜牌部隊編八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