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裏1938年開始在諾敏河林區任職，當時周圍還有馬占山餘部在活動。但是，到了1940年以後，當地就隻有抗聯在抵抗了。以少數兵力就牽製住三千森林警察隊，對於這位“獰猛”的中國將軍，盡管站在對立的立場，北裏仍然表現出了由衷的欽佩。他在這篇文章中寫道：“到戰爭結束的時候，殘存的‘共匪’隻有湯旺河的王明貴等少數，但這都是千軍萬馬中縱橫的強者，以其得意的遊擊戰術令（日本）軍無可奈何。”
很多人認為東北抗日聯軍的活動在1940年楊靖宇將軍殉國後便銷聲匿跡。實際上，這是一個完全錯誤的認識。他們始終在敵後孤獨而頑強地戰鬥著。說他們孤獨，是因為抗聯從1935年就失去了和黨中央的聯係，說他們頑強，是因為抗聯在東北境內的抵抗直到1945年8月15日抗日戰爭勝利實際上從未停息。例如，在《啊，滿洲》的第691頁，日偽“滿洲開拓研究所”所長中村孝二郎的回憶文章《通河縣副縣長尾原勢一君的最後時光》中，就曾提到1945年春，抗聯在通河縣發動的大規模武裝起義，給當地的日偽軍以沉重打擊。根據我方資料，這次起義的領導機關，便是趙尚誌將軍親自部署潛伏，由楊春、楊振瀛父子兩代經營的抗聯北滿（通鳳）交通總站。起義部隊一度占領通河縣城，並放出被關押的義勇軍首領“滾地雷”等，與日軍周旋甚久。雖然起義遭到敵軍鎮壓最終失敗，但部分起義者一直堅持戰鬥到日本投降。
在日本戰敗之後，中村貞成才第一次親眼見到了他眼中的“可怖”的王明貴。
王明貴將軍所在的抗聯教導旅在盟國對日的最後一戰——蘇聯紅軍進攻東北之戰中，共有三支部隊參戰：第一部，分成57個小組，以空降等方式攜帶電台於蘇軍之前率先攻入東北境內，作為突擊隊對敵後方發起大縱深襲擾（因為人員不足，連李敏這樣的女戰士都參加了這支部隊）；第二部預先滲透入境，潛伏在日軍陣地後方，在蘇軍對日軍各要塞和部隊布防情況進行偵察，攻擊發起時實施炮兵引導，甚至直接滲透攻擊日軍要塞陣地；第三部擔任向導和翻譯，隨蘇軍先頭部隊行動。王明貴將軍在戰鬥打響時在海拉爾方麵，攻占齊齊哈爾後，被任命為齊齊哈爾衛戍副司令。
很感謝一位當時在齊齊哈爾的朋友提供了當時目擊的情況——“1945年9月前後，抗聯戰士協助蘇聯紅軍痛殲日寇關東軍後，進駐齊齊哈爾市，全副蘇式裝備，一看就是中國人，在蘇聯軍隊中十分顯眼。他們精神抖擻，步履矯健，舉行了簡單入城儀式，旋即開拔，向南進發，收複祖國失地。”
與中國人的光複之喜相對的，便是日本人的黯然失色。而中村就是這時候見到的王明貴將軍。
中村回憶：“八月底，作為被拘留日本人的代表，我們被命令到齊齊哈爾公會堂報到。軍政府向我們傳達施政方針。做演講的是王明貴參謀長（注：王明貴實為衛戍副司令）。他本人精通日語，但這一天的演講卻是通過翻譯的，滔滔不絕地向我們講述了日本人的未來道路。他的出現，對我來說是件令人恐懼的事情。從（偽滿）建國以來一直頗為平靜的大興安嶺，從昭和十六年（1941年）之後大為改變，再三在滿鐵林管區內出沒，令我等陷於驚恐之洪爐的，就是這位被稱為王匪的首領啊。就是他用亂戰法破壞了大東亞戰爭安穩的後方基地……和他居然在齊齊哈爾見麵了……”（《啊，滿洲》第888頁）
其中，可以看得出中村的百感交集。
然而，也許中村的百感交集還有另一個原因。薩在采訪居住於大阪的日本“歸國者”（即戰後滯留中國，後經兩國政府協調返回日本的原開拓團成員）古川修時，聽他講起，1945年冬天，因為日本開拓團成員在戰後還打下了一架蘇聯飛機，引起蘇軍憤怒，切斷了從哈爾濱向南的道路，造成正在南下逃難中的北滿日本開拓團成員大批徘徊於延壽、方正等地，由於無衣無食，那年冬天僅僅方正周圍，因為凍餓而死的日本人就有五千多人。
古川修所在的開拓團原址在紮蘭屯附近，撤退到齊齊哈爾後也被迫滯留於此，由於在開戰之後開拓團成員中的男性青壯年大多被補充進關東軍作戰，這批人多是老弱婦孺，而且路上被蘇軍亂兵洗劫一空。但是，他們這批到達齊齊哈爾的日本人比在延壽、方正的要幸運得多。
由於饑寒交迫，他們硬著頭皮去找當地的政府機關幫助。當時蘇軍軍紀不佳，日本開拓團內部甚至做好了犧牲多少女人來求得糧食的準備。可是，接待他們的一個“八路副司令”說“女人和孩子沒有什麼罪，不打仗了往後好好過日子吧”。不但撥了一批糧食給他們，還讓人送給他們六百件棉襖。
當時滯留齊齊哈爾的日本人大約兩千戶，六百件棉襖解決了很大問題。在中國生活了40年，早已經不把自己當日本人的古川操著濃重的東北口音說：“一家子輪流著穿，還是咱們中國人仁義。”
某次回國，偶然聽抗聯後人說起，王明貴將軍在齊齊哈爾任上，曾遇到兩個日本和尚來求助，請求援助快凍死的開拓團“婦女子”，他看著也覺得可憐，就發了一批棉衣給他們，有意思的是王明貴將軍生前回憶這件事，還憶起出庫時要在衣服上作標記，一時找不到合適的印章，結果，每件衣服的裏麵都蓋了“王明貴”的章。
當時聽了覺得似曾相識，過後才想起會不會和古川修說的是一回事兒呢？返回日本以後去訪問古川家，隻見到了他的弟弟啟一先生，也是從中國回來的“歸國者”，但比他哥哥回國要早得多。啟一先生在日本戰敗時隻有六歲，所以，實在回憶不起來那位“八路副司令”的身份了，隻說那是一個“仁將”。
無法證實之下老薩忽然靈機一動——當時老百姓是分不清抗聯和八路的，但是至少說明這個副司令是中國人。齊齊哈爾當時有幾個中國副司令呢？
打電話到北京去問抗聯問題專家史義軍先生，史先生說：“那還能有誰？就一個中國副司令啊，就是王明貴啊。”
看來，就是他了。
忽然想起，有朋友提到王明貴將軍在談到不喜歡記者總采訪抗聯的敗仗時，開口便是：“我是一個軍人……”
在王明貴將軍心中，隻怕，軍人就是為打勝仗而生的。
而在齊齊哈爾麵對饑寒交迫的日本婦孺，這位將軍為何會說出“女人和孩子沒有什麼罪，不打仗了往後好好過日子吧”這樣的話呢？
中國的武道中有雲：仁者無敵。
中村貞成寫文章的時候，是到了上世紀60年代，他在齊齊哈爾應該也是知道這批棉衣的事情的，“匪賊”和“仁將”的形象放在一起，難怪他會如此糾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