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鬥在日本本土的中國特工也
許，我已經猜出了你是誰，但你卻不曾給我們留下了哪怕一張小小的照片。那個被稱作商林森的中國人，請你接受後來的我們一杯水酒的祭奠。隻因為溫泉關下三百勇士的墓地上有著這樣的碑文——“旅人啊|去告訴我們的斯巴達人|我們矢忠死守|在這裏粉身碎骨”。在整個抗日戰爭中，中日兩國的諜報之爭是一個神秘而充滿懸疑的戰場。雙方的特工人員在從東北到南洋的廣闊地域中鬥智鬥勇，演繹出今天無數諜戰影片中那些撲朔迷離的情節。
中國方麵，無論國共都十分重視對日諜報戰和特工的運用。國民黨特工係統除了多次暗殺敵偽要員，還曾對日發動積極的經濟作戰，以惟妙惟肖的偽鈔造成日偽的經濟混亂；共產黨方麵建立的中西功—西裏龍夫小組則一直戰鬥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的心髒之中，令日軍防不勝防。
然而，有一個話題始終是一個謎團——在抗戰時期，我國是否曾派出特工人員打入日本本土活動？
日本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對於盟國方麵的諜報滲透警戒森嚴。軍統大特務沈醉回憶，“七七”事變後，戴笠曾部署沈醉帶領一個潛伏組潛入日本人集中居住的虹口租界地區。潛伏組共14人，為了便於掩護，沈讓家在上海的組員們全家一起搬進虹口區。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偵察、刺探日本人的軍事情報，指示轟炸目標，並試圖組織針對日軍的暗殺和破壞活動。但是因為他們倉促上馬，很難打入敵人內部，隻能在咖啡館、酒吧偷聽一些日本浪人或漢奸的談話，從中獲得一點有用的情報。總的來說，除了引導炮兵摧毀日軍一座彈藥庫外收效不大。很快在日軍組織的大搜捕中，這個小組就無法立足，被迫全員撤出。
在中國的日本租界活動尚且如此艱難，何況打入日本本土呢？
盡管如此，說起來，國民黨方麵曾策反多名汪偽漢奸，包括腳踩兩條船的周佛海等，利用其訪日機會獲取情報，而共產黨方麵的尾崎秀實擔任著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的秘書。應該說，中國在抗戰時期確實把諜報活動擴展到了日本本土。但是，周佛海等對日本來說隻能算是過客，而尾崎秀實雖然為中國提供情報，實際上卻隸屬於共產國際，不能算是中國間諜。
那麼，中國在抗戰期間，是否真的曾在日本派有自己的特工人員呢？似乎至今尚未見到有特別可靠的證據。
然而，近來薩在日本發現的一批檔案材料卻顯示，在抗日戰爭中，中國方麵的確曾在日本本土發展出了自己的諜報組織，而且其覆蓋範圍極廣，甚至連偏遠的北海道都有人員分布，並給日方帶來了相當大的打擊和恐慌。
第一個讓薩注意到中國間諜組織在日本本土活動這個課題的，是在日本政府的報告中。
在戰爭期間，日本政府定期向各級機關發行被稱作《周報》的政府報告，並在其中向日本公務人員布置相關工作和解釋近期工作要點。
日本政府1942年7月5日發行的《周報》第301期中，除了日常工作之外，特設了兩個專題：其一為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緊急建造戰時標準運輸船的相關事務；其二為防範盟軍方麵的諜報滲透。在第二項專題下，《スパイ事件の実例（間諜活動的實例）》中提到，在一起破獲的案件中，中國間諜試圖使用燃燒彈和高性能炸藥對日本本土實施“恐怖襲擊”，並將組織這一行動的中國特工人員稱為“重慶謀略團”。
由於《周報》屬於公報性質，對於“重慶謀略團”的情況語焉不詳，隻是表明這些中國特工人員就在日本本土，並要求日本公務人員遇到中國特工發起襲擊這樣的事件要“職場を厳守せよ（堅守崗位）”。
究竟這些日本政府公報中提到的中國特工是何許人也？007隻存在於電影之中，大多數特工無論成功還是失敗，一生都會隱藏在黑暗之中，隻有偶然的機會，才會讓你看到他們的影子。盡管詳情還不得而知，但這些曾經活躍在敵後最深處，卻無聲消失的身影，的確引來了老薩特別的興趣。
有沒有可能找到更翔實的資料呢？
雖然日本戰時的檔案已經公開，但由於部分檔案在美軍轟炸東京、廣島等地時被毀，而日本方麵在戰爭結束時也曾大量銷毀檔案材料，所以，尋找這樣的信息機會似乎頗為渺茫。
不過，其中還是有機會的，如果肯下工夫，也許能有所收獲。
老薩查找有關此事的史料，采用了簡單的情報學邏輯——
第一，日本政府方麵在《周報》第301期中提到這一事件，因此，破獲中國特工組織這一案件，應該發生在1942年7月之前。
第二，《周報》中對這一事件語焉不詳，最初我推測可能是保密。但是細想又覺得不大可能，因為舉了這個例子又沒有說清，怎能讓看到《周報》的人理解這一案件呢？所以，有很大可能是這一案件已有公開報道，普通日本人知道此案的情況。
薩另外推測，關於此案的報道應該就在《周報》出版之前，因為《周報》中提到的其他幾個案件，都是在這個時間前後公開的。
根據這一邏輯，薩開始了一次頗不容易的查找，這個神秘的中國特工案卻始終一無所獲。難道幾十年前的中國諜報員，還想繼續保持沉默？
等我真的找到了關於他們的資料，才恍然大悟——1942年7月之前的公開文檔中看不到這起案件的消息，或許因為那之前隻有日本的公務人員被傳達了相關情況，而正是因為《周報》中提到了此案，日本的報刊才得到授權公開這起案件！
本來已經準備放棄，在一家舊書店翻看古舊書籍的時候，偶然看到一本1942年7月出版的舊雜誌。抱著隨意的態度打開，卻忽然看到了這樣一個題目——《重慶側謀略團事件》。
這本雜誌就是發行於1942年7月15日的日本《寫真周刊》第二百二十九號，在該期雜誌中“大日本防諜周”（1942年7月13日—7月19日）活動的專輯中，於第13頁有一篇專文，談日軍破獲的一起中國特工組織在日本本土的活動。
“寫真”即日語照片之意。日本在戰前既有大量圖文雜誌，但大多印刷精美，有大量彩圖插頁，屬於貴族刊物，隨著中國對日持久戰的展開，日本的經濟也受到沉重打擊，民生資源日益匱乏。而軍國主義政府又急需一種麵向大眾的刊物，來達到其宣傳目的。《寫真周刊》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這本雜誌是由日本情報局編輯，內閣印刷局監製的，創刊於1938年，具有強烈的官方色彩。內容主要是通過圖文宣傳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的政策，炫耀其武功等。但是，正是由於其特殊身份，既有充足的情報源，審查部門又不敢對其過於放肆，不經意間，也會透露出一些本來被日軍封鎖的消息。
這篇文章本來應該早一些完成，但是通過在日本國家電視台NHK工作的朋友，薩試圖獲得一些更豐富的資料，對方也同意給我提供其珍藏的曆史影片。但是，可能由於沒有說清，對方提供的材料多少有些文不對題，但依然頗為吸引人——那是一部日本攝影師在上海拍攝的日偽軍警與中國特工（也包括在滬的盟國諜報組織）交手的紀錄片，雖然立場相反，但其鏡頭卻記錄了一些相當珍貴的曆史瞬間。這些都是真實的曆史，每一個鏡頭的背後不是導演，而是——犧牲。
可惜的是，以老薩糟糕的曆史功底，還無法查清這部紀錄片中日方的幾次行動中，和日偽軍警鬥智鬥法的中方特工人員的身份，隻能判斷出幾乎所有行動，都涉及“檢舉”——即叛徒的出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