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回到《寫真周刊》的這篇文章。
根據《重慶側謀略團事件》一文可以看出，這個最終被日本軍警偵破的中國特工組織頗具規模，其公開身份主要是偽滿洲國在日本的留學生和在日的華僑。且把這篇文章翻譯如下——
該間諜團的主要負責人，是潛伏在東京市內，以留日學生身份在某大學文科學院就讀的商林森（化名）。在他的領導下，則為東京、京都、廣島、九州、北海道各區負責人。該諜報團存在的目的是在帝國各大重要城市設立地下組織，為（中國的）對日抗戰服務。
該組織的結構圖，如附圖所示。他們在帝國本土的工作內容，主要包括兩方麵——第一為爆破、放火等特工行動，第二為開展宣傳活動。
由於我軍警防範監視甚嚴，為了能夠實施爆破、放火等行動，商林森在組織中設置了一個專門的技術小組，由三名部下項德秀、同容良、劉希遠（均為化名）組成，設法就地研製製作爆破信管和高性能炸藥。其攻擊目標，鎖定為我國實施戰爭至為重要的本土軍事設施，以及資源儲藏倉庫。其研發過程頗為順利。
根據另一份日方文獻《昭和十六年度外務警察概況》記載，這支正式名稱為“在日中華抗戰立國團”的地下組織被破獲後，曾有成員述稱於“七七”事變之後“激於義憤”，在了解到某日本政府大員前來視察消息時，與同學設法於關西地區尋機破壞其鐵路道岔轉向功能，造成其列車相撞傾覆事件。
這似乎確有其事。1937年7月29日夜二時三十分，從東京發車的“特急富士號”列車於岡山車站莫名其妙被另一輛列車追尾，原因不明。“特急富士號”尾部加掛的“要員展望車”被撞毀，隻是由於停車時專車人員均已下車沒有造成傷亡，而追尾的“廣島23號”列車車內人員死傷甚多。
不過，由於供述的所謂同謀同學據稱已回國無法調查，基於技術分析日警方上層認定這是一起鐵路設施技術故障造成的事故，地下組織成員的供述是為了擴大影響。即便真有此事，也屬個人行為。實際上，盡管該組織的武裝破壞行動不但有技術上的準備，而且已經通過對日方軍事和資源設施的調查做出了實施攻擊的計劃書。但是，直到被破獲，該組織並沒有真正在日本本土發起大規模的襲擊行動。
實際上，根據曆史記載，曾有多個中國地下組織試圖在日本發起襲擊。例如，中共黨史記載，1938年，中共曾設法在日本重建抗戰前被破壞的東京支部（主要負責人汪叔子，東北講武堂出身），也曾試圖建立一支稱為“別動隊”的武裝力量，下設執行刺殺任務的鐵血青年團和執行破壞任務的襲擊破壞隊。其暗殺目標包括廣田弘毅、板垣征四郎、荒木貞夫、米內光政等，也包括在日的偽滿要員；其破壞目標為日本的軍工廠和京濱工業中心地帶。
但是，這些襲擊大多停留在紙麵上，原因何在呢？
推測其原因大致有三：第一，這些中國地下組織的主要成員均為在日留學生，而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大部分中國留學生回國，在日學生不過數百人，偽滿建立後，也不過增加到3000人。因為人數較少，所以在日的中國留學生會受到日方特別的監控，而且由於周圍日本人的警惕不易開展襲擊行動。第二，由於中日之間的地理原因，在日的中國地下組織無從得到實施武裝襲擊的裝備和武器，隻能立足於自力更生。這恐怕是“重慶謀略團”專門設立研究小組的原因，但即便技術上可以實現，要想得到足夠發起一次爆破所需的炸藥，也不是實驗室裏可以輕易產生的。第三，考慮到這些地下組織在情報和宣傳方麵有更高的價值，若直接實施武裝行動，易於被對方破獲而喪失在敵內地的重要情報源，其上級部門不鼓勵其進行襲擊、爆破等行動。
這些地下組織在情報、宣傳等方麵的確做出了較大成果。且繼續看《寫真周報》中對於中國地下組織的描述——
該組織以製作散發宣傳品和無線電係統為主要宣傳手段，多次發起行動。昭和十五年（1940年）十二月下旬，商林森指揮在橫濱地區，針對留日滿洲國學生較多的地區和華僑居住區製作“反滿抗日賀年卡”達數千張之多，並全部切實秘密送達發放對象手中。而昭和十六年十二月月底，他們又大量製作抗日傳單，準備散發而未成。
此外，昭和十六年一月左右，由該組織負責情報的參謀陳鍾喬為首，與另一名成員李國仁組成無線電班，他們主要致力於情報用無線電設備的製作，其設計的長短波無線電接收機、廣播用高性能電台都是堪稱優秀的無線電通信裝置，而且都成功地製作完成了。隻用這些設備，他們不但和重慶建立了情報通道，接收重慶方麵各種指令，而且巧妙地建立了針對在日華人和滿洲國人的地下電台，向他們傳播抗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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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真周報》上在關於破獲諜報組織的報道中，使用了一張模糊而且沒有標注的照片，推測是在跟蹤中國地下工作者時拍攝的。
從1941年年底這一地下組織試圖發放抗日傳單，已經印刷但沒有來得及實施來看，該組織的破獲時間應就在1941年12月中。
那麼，這個地下組織是隸屬於我國哪個諜報部門的呢？既然日方提供的資料表明該組織屬於“重慶”係統，第一個可疑的目標，便是當時曾十分活躍的軍統特工。
這批在日本活動的中國特工是不是軍統的人員呢？
別說，從組織結構圖看，還真有些像。原因是這張日本人繪製的圖表中，這個“重慶謀略團”和華北的抗日殺奸團是並列的。抗日殺奸團是愛國學生自發組織的抵抗團體，曾刺殺程錫庚、吳菊癡等漢奸，火燒日軍在天津的棉花倉庫等，其部分領導人如李如鵬等是有軍統背景的。如此看來，活躍在日本本土的“重慶謀略團”未必不可能是軍統的又一個外圍組織。
抗日戰爭前後，是軍統特工組織活動的高峰期。根據楊者聖先生考證，當時軍統海外特工機構包括美國站、倫敦站、巴黎站、菲律賓站、新加坡站、曼穀站、臘戍站、仰光站、印度站（轄德裏、孟買兩個分站）等，另外，在德國、意大利、埃及，及其他西北歐、東南亞等國設有特工組或直屬通訊員，其組織幾乎遍及全球。軍統人員的回憶文獻中顯示，在日本本土，軍統局設有至少一個情報組，其負責人為上海站站長莊心田（後來到了台灣依然是大特務，吳石案就是他經手的），而和軍統合作密切的美國海軍少校梅樂斯更感慨地描述軍統的特工一直深入到天皇的皇宮之中。
梅樂斯的話肯定是誇張，否則以戴笠好大喜功的性格，不搞出個天皇謀殺案來他就不是戴雨農了。
耐人尋味的是軍統在日本的地下組織情況，直到今天也沒有公開，是軍統檔案中除台灣地區外，唯一沒有解密的部分。至於其原因，似可參看廖文毅案。
上個世紀60年代，廖文毅等在日本建立所謂“台灣國”，開台獨之先河，甚至派人到台北暗殺蔣介石。軍統局的後身，國民黨“軍情局”負責人沈之嶽（據說給毛主席當過收發員）派了人去報複，凡是“台灣國”部長正職的，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宰一雙，直殺得台獨分子無人敢當老廖的正部長。廖文毅無法發展，在台灣的家人又被軍統逼迫，終於跑回宣誓效忠中國，這台獨政府，也就煙消雲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