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也有涯學無止境——懷念我的大家任繼愈先生
郭改雲
2009年7月11日早晨，我接到國家圖書館張彥女士短信，心中一驚。短短幾個字：“任先生走了，4點30分。”
我一時茫然。預料之中，情理之外！
從先生於2008年患病以來，我們知道這一天總會來臨。可先生還有那麼多未竟的大事情——在近20年的時間裏，他坐鎮中國國家圖書館，先後組織領導並親自主持中國最大規模的傳統文化資料整理工作：曆時16年時間完成107卷、總字數1.2億的《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另一件鎮館之寶文津閣《四庫全書》影印出版；總計約8億字的古籍文獻資料彙編《中華大典》正在編纂；《二十四史》、《清史稿》也在重新修訂；還有讓他最為掛心的中國教育問題……就在兩個月前，我去北京醫院看望他，還未走到門口，就聽見他在大聲和人談教育問題。進入病房，果然，他正在和前來看望他的國家圖書館陳力副館長談這個問題。
熟悉任繼愈的人都知道：先生一生始終站在學術研究的最前沿，主張在學術上有幾分證據、有幾分把握就說幾分話；尤其是為了民族的文化振興，長年累月默默地做著既無名又無利的傳統文化資料整理工作，並以其為自己重要的曆史使命；在他的一生中，甚至在他重病的最後時刻，他的胸懷中除卻國家、民族，無他。
我拿起電話打給馮其庸先生，他也已知悉。這一年半來，馮先生每每問我，“你知道任先生最近的情況嗎？”關切之情，溢於言表。我又打電話給歐陽中石先生，他連呼“啊喲”，不能一言。就在今年春節期間，他還像個孩子似地在《藝術人生》節目采訪現場說，因為他的老師季羨林和任繼愈先生都還健在，他感到很幸福，覺得肩上的擔子也很輕。
如今，先生走了，先生的一言一行都留在我們心中。一幕一幕。
一、初識任先生
2005年農曆臘月二十八下午，我帶著6位大家的節目光盤，第一次踏進了任先生家。這6張節目光盤的嘉賓是：語言文字學家周有光、力學家錢偉長、國學大師季羨林、物理學家丁肇中、畫家黃永玉和外科學家裘法祖。帶著這些節目光盤的目的是什麼呢？壯膽。因為在我之前，從2003年5月18日中央電視台《大家》欄目創辦兩年半以來，我的至少3位以上的同仁曾經踏進過這個家門，沒有成功。因為任先生一生很少接受媒體采訪。
盡管帶了這許多節目光盤來，心中仍然有些惴惴的。我簡單地陳述了《大家》欄目的宗旨，隨後建議任先生在春節期間每天看一張光盤（因先生的一隻眼睛在“文革”時期患病，幾近失明），以了解《大家》欄目這檔節目。而我，會在2006年正月初六，打電話給他，並拜年。
那時，先生給我的感覺似乎不太愛說話，隻是溫和地聽著我在春節期間給他安排的“任務”，並告訴我說：這6位大家大多是他的好朋友。
我擔心先生接下來會一口回絕我，因而匆匆站起來準備離開。先生徐徐送我到門口，優雅如紳士。我不禁停下腳步，問先生多大年歲？
先生幽默地回答說，“91歲了，估計再有兩三年就得報廢，所以感覺肩上的擔子很重，壓力很大。”
我很詫異，一位91歲的老人會有什麼重擔呢？
先生解釋說：“因為時間已經不多了，但古籍整理的工程還很浩大——這些事情，我們這代人有些優勢，倘給你們後來人留下，困難會越來越大。”
我當時並不能真正理解，一位91歲的老人，肩上所承受的不能承受之重。但我留意到，這一天，先生的臉色的確不太好。
現在看來，那時至今，滿打滿算也隻有三年半時間。這讓我想起先生在接受我們采訪時說過的一句話：馬克思主義教育我——“天下大事，無所不知”。我們能不折服？！
2006年，大年初六上午。
我如期給先生打去電話拜年，並請問先生是否看了光盤？先生朗朗地說：“看了，一天一個。你今後隨時可以來采訪。”我一下子從心裏喜歡上了這位可愛的老先生：一位91歲的老人，竟乖得像個聽話的孩子！
二、第一次訪談
我一向都以為，哲學是抽象而艱深的，哲學家的思維也是常人難以企及的。因此，最初決定采訪任繼愈先生，並不是衝著哲學，因為擔心受眾不能理解。有資料顯示：1959年10月13日，毛澤東主席曾把正在北京大學擔任教授的任先生找去談話，並在幾年之後，他受毛主席和周恩來總理指示，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創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他談佛學的文章，也成了新中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宗教問題的奠基之作，他在佛教研究方麵的成就被毛澤東主席譽為“鳳毛麟角”。我想，這其中一定有故事可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