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很深的學識，很寬的胸懷，很大的膽子，還要有深遠的眼光。跟光深遠對於一個智謀者十分重要。眼光深遠，觀察事物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結論也不一樣。我給大家舉個例子，一天，曾國藩在家裏吃完飯出去遛彎，李鴻章帶了幾個人要推薦給他。到他府上一看，他出去遛彎了，這幾個人就站在過道的走廊裏等候。曾國藩從外麵穿廊而過，又回到正堂，李鴻章跟著就進來了，說我給老師領幾個人來，想請你見一下。曾國藩說，哦，就是門外的幾個？他說對。曾國藩說，我看過了，在我右邊的那一位，我走過來的時候跟我點頭哈腰，兩眼亂閃，我一走過去，他的腰馬上就直起來了，這個人是反複無常的小人，不可重用。我左邊這個人，我進來的時候向我鞠躬，鞠得很深，我走過了以後，他還沒有起來，我已經進了大堂，已經要落座了、轉彎了，他的腰還沒有伸直。這個人為人赤忠，老成，可信，管錢、管物、管人都行，可為管家。後麵那一位大漢子，腰杆繃直，目不斜視，這個人剛直不阿，可以領兵為將。此後不久三個人的表現正如曾國藩所言，一點兒不差。當然，曾國藩這種觀察人、考察人的方法對於現代幹部的考察使用來說不太合適，但在當時那個特定的時代下，是相當獨到，也是相當高明的。民間相親上當的故事中，塌鼻子要用花來掩飾，瘸子要用騎馬來掩飾，就是相親者不會觀察，不善觀察。如果有曾國藩的眼光，你騙得了他嗎？一眼就看穿了。我們練眼，不妨學學那些老中醫。我認為老中醫觀察事物的方法非常對頭。中醫的基本原理就是“望聞問切”，首先就是用觀察的辦法看病人。隔老遠走過來一個病人，老中醫根據病人是什麼穿戴，什麼走相，就能看出這個人是什麼家世，什麼階層，甚至於什麼職業。大家不信嗎？打魚的、砍柴的，或者城裏玩鳥的那些紈絝，走路都不一樣，穿戴都不一樣。我們看小品，趙本山演的那個農民企業家，他剛進城時穿著西服，卻不倫不類。
英國人說，承認某個人是貴族，要查他的三代。為什麼這麼說啊，因為第一代、第二代再有錢，他那個貴族的氣質不容易養成啊。
對一個人的職業身份，有什麼毛病，老中醫可以看出來。可是，他還要走近了再看看，看看這個人多胖，多瘦，臉色怎麼樣。這個人胖乎乎的，臉色紅潤，這個人就容易得冠心病，血壓血脂等“三高”少不了他。這個人麵黃肌瘦，消化道疾病就少不了他。這個人如果臉色鐵青，肝和膽上可能有點兒毛病。他走近了看臉色，看胖瘦，看出毛病來，可是他還不說，他還要通過聞來驗證。聞是什麼？用鼻子用耳朵都是聞。武則天進宮，大臣就說你咳嗽一聲，聲如鳳鳴，一聲咳嗽就看出她身體好不好。你老抽煙，老喝酒，咳嗽一聲試一試？你會聲如鳳鳴嗎？你咳不出那個鳳鳴之聲，因為你的五髒六腑不清新。這就是聞你的聲音。此外，還要聞你的氣味，即，不僅是要用耳聞還要用鼻聞。每個人的氣味都不一樣，病人身上都有病人的味道。大家都知道，經常在夥房做飯的，身上就有油煙味；經常在藥房工作的，身上就有藥味；帶孩子多的，身上就有奶腥味。每個人身上有不同的氣味。西方在兩千多年前有個叫蘇格拉底的醫生，就用聞味來看病，他根據不同的人身上不同的呼吸的味道的不同來判斷病情。你要是喘氣有糖味。搞不好就有糖尿病；你喘氣有臭味，肯定口腔有毛病，有潰瘍或牙齦炎。所以，他望過了以後還要用聞來驗證，還要用問來驗證。問，就是問你哪兒不舒服？有什麼表現？實際上，他望的時候已經把疾病的方向切準了。望聞問之後，還要去切脈。這切脈是中醫的看家本領，但是一個上午要為幾十個人看病，都那麼靜心給你看病，也辦不到。所以，老中醫望的功夫是前提，是基礎。把眼睛練好了，才是當一個好中醫的基礎功夫。
我們要想提高智謀水平，不妨像曾國藩那樣觀察事物，要像老中醫那樣去觀察事物，也要像福爾摩斯辦案時那樣觀察事物。一次福爾摩斯辦案時，華生和他一起坐在小樓上麵，看到下麵一個郵差來送信，郵差的肩膀上有一個小錨圖案，他就斷定說這個郵差是剛剛從南亞退役回來的海軍上尉，馬上將給我們送信來。華生不相信，說你怎麼知道他是剛剛退役的？還是一個小上尉呢？送信的一上來，華生一問，果然不錯。為什麼呢？福爾摩斯說，這個人的年紀有三十來歲，像個上尉的軍齡。他的皮膚黝黑黝黑的，郵差不可能到海邊去洗澡，現在在南亞正在發生一場戰爭，他肯定是從軍服役受過了暴曬以後，皮膚才這樣的。而他穿著一件襯衫，襯衫上麵是一個海軍的那個小錨圖案，可斷定他是個海軍，是在南洋服役剛剛回來的；他這個年紀隻有是上尉的可能；他的家庭還不在附近。所以，這個人的郵差職務，他一眼就看清了。這種眼光就非常深的。
（一）提高洞察能力
拿破侖曾經說過：一位將軍若是隻會用他的眼睛來觀察一切，那他就永遠也不配指揮一支軍隊了。這句話的意思很明顯，是說指揮者應該具備一定的洞察力。洞察力指的是智謀主體透過表麵現象發現事物內在本質或意義的才能。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說道：“……在行動過程中大多要求立即定下決心，人們沒有時間重新了解情況，甚至常常連仔細思考的時間也沒有……要想不斷地戰勝意外事件，必須具有兩種特征：一是在這種茫茫的黑暗中仍能發出內在的微光以照亮真理的智力；二是敢於跟隨這種微光前進的勇氣。”克勞塞維茨在這裏所說的“內在的微光”即是指洞察力，它可以幫助指揮人員準確而迅速地辨明真相，從而定下盡可能正確的決心。美軍非常崇尚和重視克勞塞維茨的這段話，他們認為，“具有洞察力是取得一切成功的關鍵”。
如何提高洞察能力？一是據疑思察，見微知著。據疑思察，見微知著，就是指要注重把握事物發展中的“疑點”、跡象和細微變化，發現其掩藏在表象背後的真相。
有這樣一個例子：1949年8月29日黎明，隨著一聲巨響，一朵碩大的蘑菇雲從地麵騰空而起，莫斯科隨即向全世界發布公告，宣稱蘇聯進入了核時代。後來的資料證明，蘇聯之所以能如此神速地造出原子彈，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年輕的空軍中尉弗累洛夫。早在1940年，在空軍某基地任職的弗累洛夫，就很關注世界核武器的研製進展情況。有一次，他到附近的一所大學圖書館查閱資料，當他翻閱了當時所有的科學期刊後發現，有關核原子研究的世界名人，如費米、西拉德、特勒、安德森、惠勒、威格納等都從雜誌上消失了。弗累洛夫根據這一“疑點”，得出了唯一可能的結論，那就是核研究已成了美國的國家機密，他們的科學家正在研製原子彈。弗累洛夫把這一重大發現直接寫信給斯大林，報告了他的推測和依據，並建議盡快研究、製造原子彈。原子彈試爆成功後，斯大林曾由衷地稱讚弗累洛夫是“對蘇聯核武器研製立下大功的人”。作為年僅28歲的基層軍官，弗累洛夫的建議之所以引起蘇聯高級決策者的重視，並很快付諸行動，重要的一點，就在於他的推理有理有據，令人信服，而這種推理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據疑思察、見微知著的能力。
《左傳》中對曹劌的描述是：“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從這短短五六十個字的精彩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曹劌見微知著的本領。
再看夷陵之戰中陸遜的表現。公元221年，劉備為報關羽之仇，親率數十萬大軍，大舉伐吳。出巫峽天險之後，為了盡快與吳軍決戰，劉備每天派人到陣前叫罵。可是，陸遜卻穩坐帳中，置之不理。劉備見激將法不靈，遂令人帶領數千老弱將士，進到吳軍陣前平地設營，企圖誘敵出戰。吳軍將領見此情景，紛紛請戰，但陸遜不允。數日後，劉備埋伏在山穀中的8000兵力，由於不能克服長期宿營和供應的困難，隻得撤了出來。蜀軍平地設營引誘吳軍進攻的企圖也暴露了，吳軍將領們這才意識到陸遜的遠見卓識。從以上兩個例子中可以看出，據疑思察，見微知著，確實是指揮人員智謀素養高的重要表現。
二是未雨綢繆，提高預見力。預見，是根據所得到的信息和情況，對某一事物發展變化的預想和推測。它是智謀運用的前提條件，也是保持主動、奪取作戰勝利必不可少的環節。高明的智謀家，無一例外地具有驚人的預見力。薑太公垂釣渭水，胸中早有興周滅商的韜略；諸葛亮未出茅廬，便知天下三分之大勢；毛澤東坐鎮陝北，卻對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大體進程了然於胸。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蘇聯元帥朱可夫也是一個具有卓越預見能力的指揮員。1941年5月，朱可夫仔細分析了德軍的一係列行動，預感到蘇、德大戰不久就將開始，他向蘇軍各部門和各集團軍發出警告：“整個3月和4月，德軍統帥部一直緊張地把部隊從西線和德國中部地區調到鄰接蘇聯邊界地區。”但斯大林和蘇聯最高統帥部的一些高級將領們，有著先入為主的觀念，不願相信各個方麵向他們提供的德軍將在1941年6月發動對蘇戰爭的情報。結果，德軍的進攻開始後，打得蘇軍措手不及。一個多月後，朱可夫根據蘇軍的抵抗能力，分析德軍突擊態勢，預見到德軍將要吞並基輔地區，進而向莫斯科進攻。為了保存蘇軍實力，他於1941年7月29日向斯大林提出放棄基輔，並盡快把西南方麵軍整個右翼部隊撤到第聶伯河東岸。斯大林聽後，怒斥朱可夫胡說八道，並解除了朱可夫總參謀長的職務。朱可夫在前線進一步了解敵情後，更加堅定了自己的看法，又三次向斯大林提出建議。他最後一次向斯大林強調說：“斯大林同誌，無論多麼令人痛心，基輔也必須放棄。我們別無其他出路。”當斯大林注意朱可夫建議時，已經晚了，態勢果真按朱可夫的預見發展，蘇軍百十萬大軍覆滅，僅被俘人員就達665000人，其中蘇軍西南戰區總司令、政委和參謀長都死於戰場，斷送了整個基輔集團軍的前程。
我軍的雷英夫同誌也是一個善於預見的高級參謀人員。朝鮮戰爭爆發時，他擔任周恩來總理的軍事秘書，戰爭爆發後，他沒有為朝鮮人民軍的一時得勝而迷惑，而是在全麵考察國際形勢、悉心分析作戰態勢、仔細研究雙方指揮員的特點的基礎上，大膽提出了美軍可能在仁川實施登陸作戰的預測，受到了毛澤東同誌的高度讚賞。
三是善權利害，趨利避害。利與害是一對哲學範疇。利指有利，好的方麵；害指有害，壞的方麵。趨利避害是一切生物行為活動的規則，隻不過對於人類來說，這種規則往往體現為有意識的行為，而對於其他生物來說，這種規則體現為自發的，無意識的行為。欲達趨利避害之目的，首先要盡知利害，誠如孫子所言：“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發動入侵科威特戰爭前，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就沒有充分認識到戰爭的有害性，一廂情願，悍然發動戰爭，最後導致巨大災難。從軍事戰略的角度來看，盡知利害指的是通過各種手段，全麵了解和掌握敵我各方麵的情況，分析其利弊，以做到心中有數。毛澤東同誌在抗日戰爭剛開始時，就充分認識到中日雙方的利弊所在，從而正確地指導了戰爭。從戰役戰術的角度來看，盡知利害，指的是作戰前指揮人員充分考慮各方麵的有利條件和不利條件，比如天候、地形、士氣、社情、敵我態勢等。總之，盡知利害是趨利避害的前提和基礎。不能盡知利害，就不能做到趨利避害。然後是善權利害。認識和察知了各種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指揮人員接下來的工作就是正確地權衡利害。權衡利害有一個基本原則，這就是“兩利相權從其重，兩害相衡從其輕”。也就是說：利有大有小，害亦有大有小；當大利與小利衝突時，棄小利而就大利；當大害與小害共存時，避大害而就小害。英阿馬島之戰，英軍早就破譯了阿軍的密碼並查知了阿軍指揮所的具體位置，但英軍並未轟炸阿軍的指揮所，而是留著它，讓其與阿國內保持聯絡，從而偵知其重要情報，這就是棄小利而就大利。我們常說的“丟卒保車”，就是就小害而避大害。這種明顯的利害趨避是普通指揮人員都能掌握的。高明的指揮人員往往更進一步，他們能從不利中看出有利，從有利中覺察不利。孫子就說過：“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袁曹官渡之戰，曹操因缺糧少兵，後方不穩，處境困難，打算退保許昌。而謀士苟或則認為：我以劣勢兵力，阻擊袁軍達半年之久，眼下袁軍力量已經衰弱，局麵必將發生變化，正是出奇製勝的絕好時機。曹操乃絕頂聰明之士，立即采納了這一建議，決心堅守危局，伺機而動，不久，奇襲烏巢得手，取得了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