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直接海外投資已達到30多億美元，成為當時世界上四大投資國之一。
內戰後美國經濟的巨大發展，並沒有帶來社會的穩定，也沒有避免經濟危機。從1873年到1897年間，美國先後發生了3次大的經濟危機。經濟危機必然導致社會危機，工人農民的社會運動前仆後繼。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為了擴大海外市場，同時也為了解決國內社會矛盾，竭力推行海外擴張政策。
善於為自己的行為找理由的美國輿論界，一時間掀起一股新的擴張思潮。
同19世紀中葉不同，這次擴張思潮著眼於海外擴張，其內容也更加龐雜，包括種族優越論、邊疆學說、海上實力論等等。其中有4個代表人物名望最高，影響最深。
一個是喬賽亞·斯特朗，一個牧師。他在1885年出版的《我們的國家》中，宣揚盎格魯·撒克遜種族是“優秀種族”，具有先進文明，肩負使世界“基督教化”的使命。斯特朗認為，19世紀末期對美國的重要性僅次於基督的誕生。美國應該抓住這一“時機”向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擴張，向海上群島擴張，向非洲和非洲以外的地區擴張。斯特朗傲慢地說：“難道還有人懷疑種族之間競爭的結果、會不記得‘適者生存’嗎？”他認為世界基督教化後，“商業將隨著傳教士”而來，從而美國可獲得巨大的海外市場，一舉解決美國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問題。這本書問世後10年內就售出了175000冊，從而使斯特朗名噪一時。
另一個是年輕的史學家特納，他於1893年發表了一篇著名論文：《邊疆在美國曆史上的重要性》，“邊疆學說”由此問世。特納指出，“隻要自由土地存在”，美國就有應付經濟危機和社會問題的“安全閥”，這樣，“經濟力量能保護政治力量”。他認為，國內邊疆既然已不複存在，從而宣告“美國曆史的第一階段已經結束”。美國曆史的新的一頁應該是向海外擴張，尋求海外邊疆，這是美國西進運動的必然結果。
再一個就是出身名門的史學家布魯克斯·亞當斯，他1893年出版的《文明與衰退的規律》一書中，從世界史角度進行論證，認為偉大的文明都是用征服的方法建立的，並隨著經濟財富和邊疆提供的機會由東向西。他斷言：到19世紀末，世界文明的中心非美國莫屬。因此，美國必須抓住機會向海外擴張，特別是向亞洲太平洋地區擴張，以實現在世界範圍內的經濟霸權。
更直接、更具衝擊力、為美國海外擴張政策服務的還是艾爾弗雷德·馬漢，一個擴張主義軍事理論家。1890年他寫的《海權論》一書，正式提出“海上實力論”。馬漢指出：一個國家的強大依賴於其海上實力。因為國家強大的兩個主要標準是巨大的海外貿易和在戰爭中取得勝利，而這兩者均仰仗於一支有效的強大海軍。要發展海軍，就得有海上加油站和海軍基地，因此，美國還需獲得殖民地，殖民地的獲得反過來又可進一步擴大美國的海外貿易。在馬漢眼裏，殖民地是“國內產品的銷售地和商業與海運的苗圃”。所以，馬漢認為，不論美國人“願意與否”，美國“現在必須‘向外看’，這個國家的日益增長的產品要求它這樣做”。馬漢的著作成為美國軍方和政府官員重要閱讀物，馬漢也由此贏得了“世界上第一流海軍曆史學家”的美譽，而且直接推動了美國海軍乃至整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縱觀19世紀的美國，除了斯托夫人的《湯姆叔叔的小屋》一書外，沒有一個美國人能像馬漢這本書一樣對國家的進程和方向發生如此之大的直接影響。
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生於1840年。其父丹尼斯·馬漢是西點軍校一位學富五車、桃李滿天下的係主任、教授。馬漢的童年是在嘹亮的軍號和有節奏的隊伍操練聲中度過的，同時，父親那豐富的藏書更成為他獲取各種知識的海洋。1856年，他從哥倫比亞大學轉學到安納波利斯海軍軍官學校。學習期間，他立下了這樣一個與眾不同的誌向：“產生海上英雄豪傑的時代已一去不複返。如果沒有客觀現實的條件和一定的環境，想單憑勇敢而成為流芳百世的英雄是極困難的。因此，我已經下決心通過理論研究這一途徑，在海軍史上贏得聲譽。”
在隨後25年的海軍生涯中，馬漢的上述信念始終沒有改變。身為海軍軍官，他卻非常討厭海上勤務，隻要有可能就設法做岸勤工作，並一頭紮進圖書館，孜孜不倦地閱讀軍事曆史方麵的著作。1883年，他寫了一本研究內戰時期海軍的小冊子，書名叫《海灣和內陸江湖》。這本成功的處女作得到了海軍軍事學院院長盧斯的高度讚賞，並邀請他到學院任教。正在“沃諸塞特”號上困守愁城、思念家庭、飽受憂鬱之苦的馬漢對此真是喜出望外，欣然允諾。當他結束了在“沃諸塞特”號軍艦上的執勤期限後，立即興衝衝地奔赴海軍學院海軍史講師這一新的工作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