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是一個正氣浩然的民族。人們對那些賣國求榮的人創造了一個專用名詞叫漢奸。袁世凱、汪精衛這些民族的敗類，成為千古罪人，永遠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
但凡狡猾的漢奸，總要把自己來一番喬裝打扮，總要為自己的的賣國綱領作一番粉飾，甚至以所謂學術爭鳴的形式、以探求不同的救國道路的姿態出現。
汪精衛可以算作中國現代史上的頭號大漢奸。他在1938年叛國投敵時給國人的電報中《豔電》（1938年12月29日）中，就作了一番表演，電報如下：
重慶中央黨部，蔣總統，暨中央執監委員諸同誌鈞鑒：
今年4月，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說明此次抗戰之原因，曰：“自塘沽協定以來，吾人所以忍辱負重與日本周旋，無非欲停止軍事行動，采用和平方法，先謀北方各省之保全，再進而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權及行政之完整為最低限度。在經濟上以互惠平等為合作原則。”
自去歲7月盧溝橋事變突發，中國認為此種希望不能實現，始迫而出於抗戰。頃讀日本政府本月22日關於調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的闡明：
第一點，為善鄰友好。
並鄭重聲明日本對於中國無領土之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國之主權，且將仿明治維新前例，以允許內地營業之自由為條件，交還租界，廢除治外法權，俾中國能完成其獨立。
日本政府既有此鄭重聲明，則吾人依於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複，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則吾人遵照宣言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實為應有之決心與步驟。
第二點，為共同防共。
前此數年，日本政府屢曾提議，吾人顧慮以此之故，幹涉及吾國之軍事及內政。
今日本政府既已闡明，當以日德意防共協定之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則此種顧慮，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產國際之擾亂與陰謀，對蘇邦交不生影響。中國共產黨人既聲明願為三民主義之實現而奮鬥，則應即徹底拋棄其組織及宣傳，並取消其邊區政府及軍隊之特殊組織，完全遵守中華民國之法律製度。三民主義為中華民國之最高原則，一切違背此最高原則之組織與宣傳，吾人必自動的積極的加以製裁，以盡其維護中華民國之責任。
第三點，為經濟提攜。
此亦數年以來，日本政府屢曾提議者，吾人以政治糾紛尚未解決，則經濟提攜無從說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鄭重闡明尊重中國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並闡明非欲在中國實行經濟上之獨占，亦非欲要求中國限製第三國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則，以謀經濟提攜之實現，則對此主張應在原則上予以讚同，並應本此原則，以商訂各種具體方案。
以上三點，兆銘經熟慮之後，以為國民政府應即以此為根據，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複和平。
日本政府11月3日之聲明，已改變1月16日聲明之態度，如國民政府根據以上三點，為和平之談判，則交涉之途徑已開。
中國抗戰之目的，在求國家之生存獨立，抗戰年餘，創巨痛深，倘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
以上三點，為和平之原則，至其條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適當。其尤要者，日本軍隊全部由中國撤去，必須普遍而迅速，所謂在防共協定期間內，在特定地點允許駐兵，至多以內蒙附近之地點為限，此為中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所關，必須如此，中國始能努力於戰後之休養，努力於現代國家之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