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聽者同聲議論：“當然不是。”
羅文錦繼續說：“那麼，人們為什麼又叫它金表呢？”
稍作停頓，高聲道：“由此可見，茂隆行的皮箱案，不過是原告無理取鬧，存心敲詐而已。”
法官在眾目睽睽之下，理屈詞窮，隻得以威爾斯誣告罪，罰款5000元港幣結案。
為中華文明一辯
抗戰期間，廈門大學的英籍客座教授在一次酒會上大放厥詞，誣蔑廈大不如“英倫三島之中小學校”，胡說：“歐美開風氣之先導，執科學之牛耳。敝國有詩聖拜倫、雪萊，劇聖莎士比亞，現代生物學之父達爾文，力學之父牛頓。可歎泱泱中華，國運蹇促，豈可侈談‘物華天寶，人傑地靈’之邦乎？”
當時的廈大校長薩本棟以事實據理反駁道：“教授先生，你別忘了，中國的李白、杜甫如彗星經天之日，英倫還是中世紀蒙昧蠻荒之時；中國李時珍寫下《本草綱目》之際，達爾文之乃父乃祖不知竟在何處？”
英國教授這時惱羞成怒：“校長閣下，請記住，是美利堅合眾國的伍斯特工學院和斯坦福大學造就了您的學識和才能！”
薩校長微微一笑：“博士先生，我提醒您，中華文明曾震驚世界，沒有中國遠古的三大發明，也決不會有不列顛帝國的近代產業革命。”
為中國爭座位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審判日本戰犯。除庭長之外，還有美、中、英、蘇、加、法、新、荷、印、菲十國法官。除庭長韋伯法官（澳大利亞）的席位不容置辯之外，庭長右手的第一把交椅屬美國法官似已成定論，而庭長左手的第二把交椅屬誰卻各執一詞。坐在庭長旁邊，不僅可以隨時與庭長交換意見，還表示法官所在國在審判中的地位。
這時代表中國的法官梅汝先生率先提出自己的觀點說：“若論個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們代表各自國家，我認為，法庭座次應按日本投降時各受降國的簽字順序排列才最合理。首先，今日係審判日本戰犯，中國受日本侵害最烈，而抗戰時間最久、付出的犧牲最大，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戰曆史的中國理應排在第二；再者，沒有日本的無條件投降，便沒有今日的審判，按各受降國的簽字順序排座次，實屬順理成章。”說到這兒，他話鋒一轉，幽默地接著說：“當然，如果各位同仁不讚成這一辦法，我們不妨找個體重測量器來，然後以體重之大小排座次。體重者居中，體輕者居旁。”聽了這話，庭長韋伯笑著說：“你的建議很好，但它隻適用於拳擊比賽。”
梅先生回答說：“若不以受降國簽字順序排座次，那還是按體重排好。這樣，縱使我被置末座亦心安理得，並可以此對我的國家有所交待。一旦他們認為我坐在邊上不合適，可以調派另一名比我肥胖的來替換我呀。”
結果，梅汝以其口才雄辯和果敢的鬥爭為中國贏得了第二把交椅。
書商巧語促銷
一出版商有一批滯銷書滯留在庫中，他忽然閃現妙計：給總統送一本書，並三番五次去征求意見。
忙於政務的總統不願與他多糾纏，便回了一句：“這本書不錯”。出版商便大做廣告：“現有總統喜愛的書出售。”於是這些書脫銷了。
不久，這個出版商又有書賣不出去，又送了一本給總統。
總統上過一回當，想嘲笑他，就說：“這書糟糕透了。”
出版商聞之，一拍腦袋，又做廣告：“現有總統討厭的書出售。”有不少人出於好奇爭相搶購，書又告脫銷。
第三次，出版商將書送給總統，總統接受了前兩次教訓，便一言不發，出版商卻在作廣告：“現有令總統難以下結論的書，欲購從速。”居然又被一搶而空，總統無可奈何，商人大發其財。
奴隸的辯白
波斯國的一個奴隸主奧默有一個奴隸在服役期間逃跑了。
但很快就被抓了回來並送到國王麵前。在奧默的鼓動下，國王下令對他處以死刑。
那個奴隸聽到命令，對國王說：“至高無上的主啊，我是一個無辜的好人。如果根據您的命令把我殺死，這血債是要用血來償還的。請允許我在去世之前犯一次罪吧——讓我殺死我的主人奧默，這樣我就死得心滿意足了。我這樣做實在是為了您，您就不會承擔殺害無辜的罪名了。”
國王聽了大笑，便赦免了這個可憐而又機智的人。
赫胥黎“斷言”
1859年，達爾文出版了《物種起源》。當時，英國的教會覺得這是個極大的威脅，因此，於1860年6月在牛津召開了一次著名的會議，由大主教威爾勃福斯這位在當時被認為最聰明、最有辯才的主教來駁進化論。而站在保衛達爾文學說最前列的是35歲的年輕教授赫胥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