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各國文化發展曆史演變分析，我還是堅持本書第一章中提出的觀點：一個規律，幾種模式，多樣選擇。人類文化總有一般規律，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不能違背一般規律，本質上不是誰“化”誰的問題，而是照著共同的規律去努力。有人說沒有一般規律，那是他理論上未通。有人找不到一般規律，隻能請他繼續努力。一般規律是客觀存在，不過過度強調一般規律，有可能走向文牘主義和教條主義。還要講幾種模式，民族文化的曆史傳統不同，會形成不同模式的曆史原因，不同民族文化的組合成分不同，又會形成不同模式的現實原因。曆史加上現實，非有不同模式才能反映各民族文化的具體情況。但文化發展雖有規律可尋卻是人們社會實踐的結果，實踐需要理論，理論指導選擇，所以又講多樣選擇。選擇需要堅持開放，仿佛麵對比較滿意的食品市場，您想吃什麼，隻要財力允許，盡可任意選擇。選擇的品種可以多些，質量可以好些，選擇方式可以不斷改進，經過比較選擇，確立自己的生活方向。
其二，堅持開放，走向世界。鎖國時代，早已經過去了。不過鎖國的思想，還未過去。
近代曆史無數次證明，堅持開放，就能興盛，閉關自守，隻能落後。這個經驗在歐洲早已得到證明，在日本也曾得到證明。美國是開放的典型，也是迄今為止，最富有的國家。開放這件事，於島國比較容易，因為島國資源有限，不開放難以生存，置之死地而後生——帶點這個意思。基督文化容易開放，因為它的興盛本不限於它的發祥地，而它的一神主張又決定它不允許異教存在；加上歐洲的地理環境，以地中海為界域，你爭我鬥，上下盤旋。中國既非島國，又不屬於基督文化範圍，對外實行開放非常有限。這局麵在宋明以前，仿佛還可以維持，因為生產力和科學水平限製了人們的活動區域和視野，大致說來，有中國一片土地也就夠了。明清以來，開放不開放已經由不得你主觀選擇，開放才興，封閉則衰，問題就在於人們對它如何認識。仿佛一潭死水，水域雖闊，依然是死水。死水終究易幹涸，因為沒有不盡源頭滾滾來。
但弱國開放不易。經過一百多年的奮鬥，世界政治力量終於走向比較均衡的時代，這樣的時代，既給強國富國提供了發展貿易的機會，也給貧國弱國提供了走向世界的機遇。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中國要走向世界，非實行開放國策不可。隻有走向世界，民族文化才能真正成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人家才會了解你，你也才能從別人那裏汲取營養。
其三，引進西方文化，需要加以選擇。選擇不是搞主觀意誌，搞一言堂，我想要什麼，就要什麼。一夫當關，萬夫莫開。這就不是選擇而成為阻撓。選擇的含義是：(1)引進需有重點，確立重點的根據一是需要，二是引進對象品質優良。韓國辦高等教育。引進大量資金，引得好。中國搞開放，拚命引進外國轎車和彩電生產線，就不怎麼樣。雖屬決策錯誤，亦反映目光短淺。(2)引進需有前後，窮國對於富國，要引進的東西太多了，劉姥姥一進榮國府，看著哪樣不新鮮？但要有先有後。決定先後的依據，一個是保護中國民族工商業的發展，一個是促進中國工商業走向世界。泰國旅遊事業雖發達，但旅遊商店不賣“洋煙”；中國旅遊業發展不慢，潛力尤大，但到處都是洋煙，令人反感。有些洋煙來路不明，有些洋煙用去大量外彙。辦旅遊的目的之一就是賺取外彙，未賺外彙，先花外彙，真是傻冒！中國工商業可以做的，不引為好；中國工商業極其需要的，先引為好，就是多花錢，也值得。(3)引進要保護學術自由。對於學術著作，無論什麼，統統放行，這才是正路。對於理論書籍、科技書籍與資料、文化書籍、文學藝術作品，有些可能合乎中國人的口味，有些可能不大合口味，但科學文化生來就是屬於全人類的，與其挑挑揀揀，不如兼包並收；但是對於那些黃色下流的作品，應該予以嚴查。但看現在的形勢，查《查泰萊夫人和她的情人》一類書籍很起勁，這沒必要。而查禁黃色書刊，反倒沒有多大勁。不然的話，為什麼小書攤上極不適合少年人看的書籍，屢查屢禁，而查禁不止？(4)對於有害於中國建設和發展的外來貨色，不論什麼，都應嚴禁。但是，做到這一點可真是不容易。比如東南沿海的查禁走私，雖有成績，屢禁而未絕，想必還有些原因沒查清楚。對於有害的東西，非有嚴刑峻法不可。否則就是決策者的失誤和執行者的無能。而造成的後果，就不是用這幾個字可以補償的了。
其四，中國文化要有中國民族風格，要為世界文明做出自己的貢獻。對外開放是前提，引進選擇是手段，保持民族特色則是必由之路。理論多多，無須細論。隻要看一看二次大戰以後，日本、東南亞和印度以及中東石油國家的經濟發展就可以一目了然。中東有些國家以石油致富，有些例外，但他們保持民族特色，則未曾動搖。印度文化中途出現斷層，連語言都變了。可泰戈爾就是泰戈爾，不論怎麼說也是印度文化的代表，不是西方的代表，不是西方文化的代表。聖雄甘地也是如此。印度近幾年有很大發展，但它沒有因為發展而失去印度文化固有的特點。東南亞“四小龍”是強調儒家資本主義的地方。雖有種種差別，大體方向不錯，而尤以新加坡最有代表性。日本是現在世界上的經濟強國，發展速度和經濟實力的強盛，使美國刮目相看。而日本人的資本主義，因其極富東方文化的特點引起世界矚目，特別是西方文化專家的矚目，理所當然。可以這麼說，凡步人世界經濟強國或地區的國家或地區，沒有一個是完全喪失了自己民族文化特征的，這就說明，保持自己的文化特點，不是特殊規律而是一般規律。
其五，中國是古老的大國，中國應在未來人類文化發展中做出符合自己身份的曆史貢獻。中國過於古老，需要重新塑造自己的文化形象。中國文化的未來形象，隻能在東、西方文化的衝撞與交流過程中塑造，“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未來的中國，應在東、西文化交流的大潮中尋找自己。到了那個時候，中國就可以自豪地宣布，我們已經走向了世界。
四 古今關係
古今關係和中西關係常常交織在一起。一般地說，傾向於“古”的人，往往對“西”了解比較少，或者根本不感興趣。而傾向於“西”的人，對於“古”又往往有點感情淡漠，或者幹脆瞧不起。但從中國近、現代曆史上出現的人才情況看，越是能級高的人才，越是博古通今，學貫東西的人。例如“五四”運動時期出現的那些代表人物，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周作人，幾乎有一個算一個，都有這特點。中國學術文藝界，在“五四”運動前後，出現過很多有名氣有影響的人物，簡直就沒有一個不是博覽古今、學貫中西的。文藝界的大才子如郭沫若，小說家如茅盾、巴金、老舍、鬱達夫；詩人如徐誌摩、戴望舒。學術界的陳寅恪、熊十力、馮友蘭、梁漱溟、張岱年、湯用彤、季羨林、金嶽霖等。科技界更是如此。從表麵上理解，好像科技人士於西方學問了解甚多，而於中國古文化了解甚少，其實大不然也。如李四光，如錢偉長，如梁思成，如華羅庚，對於中國文化傳統大多十分熱衷而且饒有建樹。相反，那些特別瞧不起中國文化的人，往往也就是對西方文化同樣淺薄的人；而對於西方文化持極端態度的人，也就是最沒有中國文化根基的人。這成了一個悖論。一方麵多了解西方文化的人容易對中國文化產生距離，而多了解中國文化的人又容易對西方文化產生排拒心理。另一方麵，真正了解西方文化的人才有可能成為當代——至少中國的大學問家。這說明什麼呢？這說明，時代不同了，作為一個現代的有教養有文化有誌氣的中國人，不但要了解西方文化，而且要了解中國文化。了解中國文化，就要處理好古今文化關係，而處理好古今文化關係，至少應注意下列各點：
繼承
中國文化的希望在未來，中國現代文化的發展，則需要繼承傳統文化中的優良傳統。這一點，西方人特別是日本人的報刊說得最清楚。中國傳統文化對日本很有影響，“文源於唐”，日本人並不諱言這個曆史情況。不僅不諱言，而且對於中國文化很有趣味，很有感情。日本企業界對孔子學說興趣濃厚，專門有人研究《論語》對日本當代企業的影響。據1988年12月19日香港《文彙報》報道，“孔子後裔著書，東瀛奉若神明”。有沒有那麼神，可以暫存疑問，但日本人尊重孔子尊重儒家。愛屋而及烏，連孔子後裔也跟著受寵確是事實。那文章說，“最近，孔子的第75代後人孔令健先生，在日本出版了一本《孔子經營學》的書，大受歡迎。”又說，“由於他是孔子的後人，故他的著作很受日本學者和企業家的重視。該著作的內容中心，指以日本為首的亞洲新興工業國的經濟發展指導思想，是從儒學中發展過來的。”“他這一提法，不單令日本的企業家大為震動，就連在毗鄰的韓國，台灣地區也有很大反應，譯本馬上出現在台灣。據說，朝鮮文本也快出版了。有些人還邀他開演講會。總之，這位孔先生，現在成了日本大老板眼中的活神仙。”
日本重視中國傳統文化，非自今日始。在中國享譽一時的《阿信》，寫的是戰後日本經濟複興的故事，阿信身上體現出的品格，既有日本味道，又有中國儒家精神。據知情人說，“日本有幾家企業大公司，在訓練行政管理人員時，曾規定他們熟讀三本中國古典文學，並且還指明禁讀一本中國的古典小說”三本古典文學是：《孫子兵法》、《三國演義》和《西遊記》，但他們對中國文化，卻不迷信；所以，雖學中國古書古籍，卻不是一味接受。據說看《孫子兵法》是吸收理論上的觀點，讀《三國演義》可以得到實踐方麵的經驗，再加上《西遊記》海闊天空式的幻想和創造，對於現代行政企業管理人員來說，確實頗有裨益。
中國文化確有值得借鑒的地方。值得疑問的是，為什麼日本人研究中國文化特別是中國文學總有裨益，而中國企業家既沒有這個雅興，也很少能從中找到有益的東西？怪兮，怪兮！
引進
引進什麼？引進新方法。處理好古今關係，生搬硬套，絕無好處。有人以為，有什麼新方法？古為今用就是新方法。這話沒道理，古為今用是一個原則。然而即使這原則150%的正確，僅有原則還是不行。新方法很多，看你能不能學、想不想學、會不會學。研究文化問題的理論著作奇多，學派也不少。可惜的是，在現代文化學派中，以中國人命名的學派又被世界公認的還沒有，一個也沒有。但中國也有大思想家，他們的很多議論，值得重視。西方文化流派比較著名的有傳播學派；新舊進化學派；社會學學派；曆史學學派；功能學學派；心理學學派；結構主義學派等等。這些學派自然不能句句是真理。有人一聽說是西方學派馬上心驚肉跳，甚至義憤填膺，看不到三行五行，腦海裏便洶湧澎湃，要下大力氣批判。也有人一聽說西方學派，馬上矮下大半截，雙手高舉都摸不到書脊，隻能讚歎，無法觀看。其實，西方文化學派，都有些值得研究的道理，否則怎能產生這樣大的影響？但也都有些不足，否則怎麼會產生出許多學派？其情形近乎先秦時期百家爭鳴的景況，諸子爭鳴、產生的共鳴才最有道理。
繼承傳統，不了解傳統不行，沒有新方法也不行。比如中國民族戲劇個個都有危機，就是影響極大的京劇，現在青年觀眾也不多過問。這也不能全怪觀眾，您總是讓青年一代聽《蘇三起解》，看《盜禦馬》，瞧《鍘美案》，肯定不會有多大吸引力。有人說，吸引力小是因為舊戲挖掘太少。但我要說，您就是把所有舊劇一個不剩都挖掘出來，也不管用。因為這些傳統戲，實在離中國的現實太遠。人家少男少女要自己闖天下，走天南海北，您這裏一味兒的“唉呀呀”“嗚呼呀！”怎麼能行？竇爾墩解決不了大學生出路問題，包龍圖也解決不了執政黨黨風不正的問題，蘇三起解盡管起解，但一心下海南尋找自我的青年人可沒功夫管她的冤枉是大是小。
公正地說，中國文化傳統中好東西多得很，但要發揚光大，非有新思想不可。所以雖然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有很多很好的保留劇目，保留劇目中最有影響的還是《茶館》。《茶館》的藝術高於《天下第一樓》，但《茶館》的上座率比不過《天下第一樓》，不信，您連演20天對台戲，試試看。中國近些年出了幾個好戲，京劇中影響最大的要數《曹操與楊修》，川劇中影響最大的要數荒誕劇《潘金蓮》，話劇中又出一奇作《老風流鎮》。以新的眼光看舊文化，從而給舊文化一個新的啟迪和創造，那才能有生命力呢！
發掘
中國傳統文化，內容奇多，而現在真正得到重視和研究的還不算很多。因此要講發掘。發掘傳統文化，意義深遠。現在西方理論界有尋根熱，想知道人類早期社會到底是怎麼回事。也因此而出現了不少有價值有影響的著作。其實講究尋根，中國文化最有優勢，因為中國文化沒有出過斷層。雖有遺失多多，畢竟連綿未絕。了解人類文化，中國文化是一個重要方麵；了解古代文化，中國文化占有特殊的優勢。
中國文化遺產豐富，有俗有雅。有些文化遺產保存得很好，如經、史、子、集，有些則保存不利，有些則如不及時發掘就有可能永遠遺失。比如舊天橋的情形，那裏邊學問大得很，你不發掘，就可能永遠也找不到了。又好比《茶館》和《龍須溝》，老舍寫了兩個劇本，就存入文學檔案，可供後人研究、了解、分析、勘察。然而，很多文化現象，不是一、兩個劇本可以概括的，如天橋的藝人，天橋的流氓，天橋的居民，天橋的惡霸，天橋的妓院和妓女，天橋的小商小販，都有很多學問。有心人寫一本《天橋》，雖疏疏散散，已產生不少影響。話劇《天下第一樓》反響恁地好．沒有北京全聚德烤鴨店的素材不行。所以話劇一上演，就有《史話》作者起訴侵權。是否侵權，另當別論，我看是沒有侵權。但素材的作用不容忽視。處理好二者關係，還需做很多事情。但如果沒有素材則根本寫不出來，也可以肯定。現代人想了解舊社會，不是憶苦思甜式的了解，而是文化層麵的了解。了解中國文化，目的是為了弄清為什麼中國科技中途衰落？為什麼中國會發生所謂的“文化大革命”，為什麼中國政治體製改革如此步履艱難？為什麼中國人那麼真誠地熱衷於造神運動？然而，就算找一張舊社會的店規鋪規現在怕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了。
中國文化需要發展，因發展又想到保存。凡屬文物，都多少有些保存價值，而且一旦毀壞，便不能再生，因為文物本身具有時間的不可逆轉性，至少在目前科技發展水平上是如此。保存傳統文化，主要是整理中國文化，不是整舊如新，而是整舊如舊，這裏邊又有許多學問。除去這個不說，保存中國文化的方式，也很複雜，全由國家包下來，怕不行，沒那財力。全都交給社會，又不行，那太危險。恐怕這是要中央、地方、集體、個人根據文物特質，分別情況保存，才比較可靠可行。
反思
反思中國文化，找出其利其弊，主要找出其弊。
為什麼要重在找出其弊？因為中國傳統文化熏陶下的中國人，反思中國文化之際，尤有種種心理障礙。中國人和西方人比較起來，既少危機感，也少緊迫感，更缺少我不如人感，又沒有懺悔意識或者說自責精神。
中國沒有或者很少危機感，總是得意洋洋，自以為偉大，中國一年到頭了不得。甲午海戰前夕，日本人有些提心吊膽，中國卻在盲目樂觀，區區日本何足道哉！有一本書，叫做《近代中日啟示錄》，對此有生動記述。
中國人好自滿自足，以為人家有的，我們都有；我們有的，別人不見得有；甚至永遠沒有。教育青年，最好引經據典，好像真理全在我們手裏。一提曆史，就有點眉飛色舞，社會中需要什麼，我這裏就有什麼！用賈寶玉林黛玉的愛情教育失足青年，一點兒也沒有不舒服的感覺；語言流暢，情緒飽滿。其實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別說教育青年，教育老頭都嫌過時。但我們偏能振振有詞，可謂咄咄怪事！千百萬人，居然見怪不怪，則更屬咄咄怪事！
我們沒有危機感，因為我們諱言缺點，最喜歡聽好消息。甚至壞消息也能變成好消息。好消息爭相傳閱，壞消息按下不提；結果人民得到的信息是殘缺不全的信息。這怎麼能有危機感？《北京晚報》1988年12月14日有一篇題為《也說“數”》的文章，寫得很好，文章對一些報紙上反映成績的數字，表示憂慮。並非數字不實，而是數字下麵還有文章。文中舉了三個例子：一個例子：報載：“在國慶節衛生突擊活動中，僅本市的人上街道就‘清理垃圾237車，清除衛生死角139處……。’讀罷，人們不禁要問：讓居民們平時伴隨這麼多垃圾生活，主管衛生工作的幹部卻長期無動於衷，視而不見，倒有功了嗎？”一個例子：“‘公物還家’本是天經地義之舉，我們的一些領導者卻被此舉所激動，竟然提出根據還家數量的多少來發相應數量的獎金。這究竟是在鼓勵什麼？”例子是夠生動的了，意義或許更其深刻，不過我們常常已經習以為常，既然人家說是好事，自己就閉上眼睛，點頭咂嘴不已。
中國人缺少危機感，因為少有這方麵的宣傳，我們自己也不願意聽這方麵的宣傳。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英籍女作家韓素音曾在新加坡《聯合晚報》上撰文，說“中國人要自強先要自己看得起自己”。怎麼看得起自己呢？她講了這麼一條：“中國的曆史教育不應該隻是灌輸給人充滿光耀的詞彙，而是應該讓人民具體了解中國由強變弱的細節，不能總是報喜不報憂，更不能得意時便歌舞升平，一旦失敗，就想法子遮醜，這樣，人民怎能有危機感和緊迫感？”
我們常常看不到自己的缺點，因為看不到自己的缺點，所以也就特別缺少自責精神。一般地說來，中國人憂患意識不算很多，但懺悔意識實在更少。我們不需要懺悔，我們隻需要替別人擔憂，替國家擔憂，替後代子孫擔憂。屈原為什麼在中國這麼受尊敬？就是因為他有著極其強烈的憂患意識，憂君、憂國、憂民，憂患得不得了，最後自己抱一塊石頭，投江一死。屈原為什麼不懺悔一下，你自己對楚王的忠誠究竟有什麼意義？屈原沒想這個，這不能全怨屈原，屈原沒有反思過自己，懺悔過自己，因為曆史文化如此，情有可原。為什麼後來人，過了500年又500年，再500年，中國人還沒有學會懺悔自己呢？
中國人少有自責精神。一旦輕描淡寫，罵上自己幾句，就更加了不起了。聖人雲：“過也，人皆有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你看怎麼樣？明明出了錯誤，——過也，人人都看見了。但剛一改正，馬上又得到了人們更勝於往昔的雙料的尊敬——人皆仰之。
現代中國人應該學會反思，反思中國文化，也反思中國文化對自己的影響。
魯迅先生寫過《阿Q正傳》，阿Q精神可以說是中國民族精神之一種，落後的一種。魯迅寫了《阿Q正傳》，馬上有人反對，有人謾罵，說是諷刺了他，詆毀了他。幸好那時候，沒有動輒就向法院起訴的風氣，倘有此風，魯迅先生非被法院傳訊3萬次不可。
魯迅先生寫了阿Q，馬上有人自認阿Q，自認的人固然被戳到了疼處，還算有點自知之明。中國文化的可憐之處不在這裏，而在雖然人人身上難免都有點阿Q的影子，絕大多數人卻隻覺得別人是阿Q，絕不想自己身上也有阿Q。你說我阿Q，我說他阿Q，他說你阿Q。其實阿Q精神正表現在這裏，正因為人人以為與阿Q無關，阿Q精神才乘虛而入，鑽到每個人的肚中去也。
孔夫子提倡為親者諱。這風氣綿延千年，要變也難。近幾時雖有好轉，嫌其太慢。對於上級最不敢批評，好像一有批評，天準掉一塊下來！ 1957年時候，一批評領導，哪怕比芝麻官還小100倍的領導，也有成為右派的可能。不要說批評，就是奉承沒奉承好，也玄！就是什麼都沒說，剛好人家那兒講大形勢的時候，您有點肚子疼，愁眉鎖眼，表情不佳，也玄！因為有單位接到了上級所給的右派比例，於幾月幾日之前，找出右派多少多少名，誰找不出來，誰可能就是。其結果，人人自危，誰還敢言？但這不是說責任全在上麵，而是說上邊也有責任，下麵也有基礎。因為有基礎，令下山嶽動，才能一夜之間就找出那麼多壞人。而且任憑這些“壞人”如何申訴，全沒人要聽。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此風得到很大改正，上邊也在改，下邊也在變。但批評領導，還是有些忌諱，不全是領導不讓批評，更不是人家不保護批評，而是我們多少有點不敢批評。當然反感批評的有，表麵上虛心接受，暗地裏給你來個回馬槍的也有。而且個人檔案對本人保密，至少在心理上給人們造成很大壓力，你批評了領導或者管檔案的權威人士，你知道人家瞅不冷子給你檔案中裝點什麼！所以前些年《人民日報》有文章專門呼籲“檔案”對本人公開，實在深得人心。除去這些原因之外，自己心裏有鬼是最主要的原因。想當初，魏征敢批評唐太宗，趙普敢反駁宋太祖。陳亮發了皇帝的牢騷，那皇帝還說：“秀才酒後狂言，何罪之有？”周恩來總理看昆曲《十五貫》．就說舊社會老百姓見官，鳴鑼就行；新社會應該給人民群眾更多的見官機會。毛澤東也曾反複提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中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甚至提倡，“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精神。
創造
處理古今關係，目的全在創造。為什麼？因為：
第一，隻有創造，才有生命力。社會的發展，既需要吸收外來文化，又需要繼承和發揚古代文化。吸收外來文化的理由，我在中西關係中講過了，繼承和發揚古代文化的理由，我們剛剛講過，沒有外來文化，也不要古來文化，就成為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連神仙也做不成，因為神仙也是有“國籍”的。而吸收外來文化與繼承和發揚古代文化的關鍵，不在於外來文化，也不在於古代文化，而在於社會現實本身。社會如果是有活力的，那麼，它就能夠對任何類型的文化和文化傳統產生吸引力、鑒別力和推動力。這好像一個創造力極強的畫家，任何一個模特兒對他來說，都是寶貝。不論男的、女的、老的、小的、胖的、瘦的、黑皮膚的、黃皮膚的、還是白皮膚的，他都能從他們身上發現他所需要的東西，從他們身上找出“美”來。又如一個身強體健的青年，任何食品，不論營養大也罷，小也罷，多也罷，少也罷，他都將它們充分消化掉，最大限度地吸收其營養，補充人體需要。假使情況恰恰相反，不是一位創造欲極強的畫家，而是一位平平庸庸無所作為的畫家，那麼，縱有再偉大再漂亮再令人歎為觀止的模特兒，也等於一所無有。他根本沒有能力欣賞他們，也不會欣賞他們，更不能把他們變成更其偉大的、更其漂亮、更令人歎為觀止的藝術形象。假使不是一位身強力健的青年，換成一位氣息奄奄的病夫，換成一位行將就木的老者，換成一位生命垂危的傷員，換成一位嚴重殘疾的幼兒，則參湯雖好，無力回天；任你十補大全，吃下肚去，卻如石沉大海，頃刻皆無。甚至幹脆就無法下咽。縱有回春妙手，終難有所作為。所以形容一個富於朝氣的社會，中國有句古語，就叫“百廢待興”，而形容一個腐敗已極的社會，就叫“千瘡百孔”。百廢待興，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將優良文化發揚光大，千瘡百孔，就是再好的文化也會從數不盡的窟窿裏漏得一幹二淨。
第二，創造才能產生變異。創造極其重要，然而不能避免失敗。文化傳統越是曆史悠久的國家，創造越是不易。因為人們已經習慣了老形式，而很難接受新內容。而且越是在社會走向沒落時候這毛病還越是嚴重。你一有創造，他就不快，不但不快，簡直就是怒氣衝天。比如說，聽京戲，他聽慣了老唱法，一有改變，就打心眼裏不舒服。蘇三起解原本要拜別獄神，你將這個去了，他別扭，認為去了就不真實；包龍圖鍘陳世美之前，曾有一段“我看你左眉長來右眉短，家中必有小兒男”的唱詞，你一改，他又不舒服；《三岔口》中的劉利華，本來是個壞人，壞人要畫歪臉。後來改成兩個好漢因誤會而開打，雖然因之一改大大地去了些陰惡之氣，而增加了詼諧幽默的成分，他還是不舒服。總而言之什麼東西都是老樣子才行，隻要一改，他就別扭。好比阿Q進了一趟城，他可把城裏人看透了，看哪兒都不順心。蔥也切得不好，衣服穿的也不好，板凳也不好，茶壺也不好。隻有未莊的老傳統才合乎Q老爺的脾氣。您不要說Q老爺“個色”在那樣的社會，Q老爺的想法，不但不是例外，而且還頗有代表性哩！他代表了九斤老太，代表了祥林嫂身邊那些長舌頭信神鬼的人們，代表了他要戀愛且終於沒有戀愛成的吳媽，還代表了打他大嘴巴的趙太爺和把他腦袋上打出一個大包的假洋鬼子。正因為Q老爺如此有代表性，《阿Q正傳》才成為寫中國人靈魂的曆史名篇。
不能改動，當然更不能異變。凡有異變，馬上看作災難。坐慣了馬車，坐汽車就不快；練慣了拳術，打手槍又不快；坐慣了小船，騎慣了毛驢，坐輪船坐火車都不快。看慣了戲的，怕看電影，說場子裏黑咕嚨冬，一進門就怕人；信慣了鬼魂的，有鬼固然有些害怕，沒有鬼卻又覺得空空落落，好像丟失了一半生命。所以凡有變異，必定拚命反對。然而他們不知道，沒有變異，不要說中國文化，連中國都不會有的。總是一個老樣子，中國人隻好永遠做猿或者做類人猿，總之無法成人。
文化發展自然存在積澱現象，但有變異才能積澱，無變異不過舊有事物的仿造。好像一個人照一次照片，又洗了100張，數量雖多，底片還是一個。數量再多，沒有發展。變異才能發展，雖然不像古人，卻能勝似古人。人類食品如不用火，那麼現在還隻能茹毛飲血；人類衣料如不變異，現在還隻好以幾片樹葉遮身；人類若不培養家畜，則現在還隻好靠著獵物提供肉食。不僅人也，就是豬、羊、犬、馬，沒有變異，也得退化；良種家畜，最講雜交。從國外引進良種，或良種出口國外，目的在於產生新良種。如果您說，中國人就養中國豬，什麼美國豬，烏克蘭豬，統統不要，那就錯了。雜交的豬也許實在不像中國“種”，但隻要能產肉，不像又待何妨？由人而豬，再由豬而人。現代的大知識分子，大大的知識分子，頂大的知識分子，像孔夫子嗎？不像。不像才好，如果和孔夫子一模一樣．那麼，也許隻有曆史博物館會對他發生興趣；進入現代社會，寸步難行，怕連一個星期都活不下去的。
創造就要講變異，然而變異是一個艱難的曆程；難免挫折，難免失敗。
中國文化習性，最怕失敗，因為好話聽慣了，所以不免有些神經衰弱；一聽失敗，馬上心驚肉跳。雖然嘴上也說失敗是成功之母，但真的有些失敗，特別是改革的失敗，最難接受，也最難原諒。中國不允許變異中發生失敗，寧可不變，也不失敗；然而這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弊端。因為所謂的沒有失敗的頑固不化的守舊態度，正是一切社會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沒有失敗的失敗，，才是最慘的呐！正如沒有痛苦的癌病最為危險一樣，等待發覺的時候，一大半已經沒有救了；那隻腳已邁進火葬場的爐子中去了。
第三，唯有創造才能超過古人，取代古人。新文化戰勝舊文化，首先當然是因為它認識先進，但僅有認識先進還遠遠不夠，還要創造實績，戰勝舊文化。中國古文發達，白話文興起甚晚。白話文在很長曆史時期內，都打不過古文，人們雖然可以講白話——講白話多方便，可一寫文章就成古文，其不便的程度，怕也隻有古人自己才能心下明白。但後來白話文終於取代了古文。因為畢竟白話文更有吸引力。比如小說，是文言的更好還是白話的更好？白話的更好。雖然白話的更好，但隻靠“三言”、“二拍”還打不敗文言小說，隻有《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出來，才有了戰勝文言小說的能力。又比如散文，文言文中確有極其精美的篇章，而且風格迥異，各放異彩。現代散文，如果不能創造出自己的代表性作品，那麼就不大可能戰勝舊散文。隻有在現代白話散文中，出現了魯迅、周作人、林語堂、胡適、張愛玲、徐誌摩、俞平伯、許地山、朱自清、葉聖陶、梁實秋、冰心、肖紅等一大批經典性作家之後，現代散文才有資格發布宣言說，古代散文不過如此。兒童啟蒙，請學這個。
新文化需要創造實績，正如同現代人需要實現自我價值一樣，現代人不是為著曆史活著，不是為著古人活著，而是為現實活著，為著自己活著，進而為著未來活著，為子孫後代活著。為曆史活著的人，雖生猶死，創造對他沒意義，因為連他自己都沒意義。為著現實活著的人，必須創造，不創造就不能發展和找到自己。世界上悲慘的事情固多，然而最最悲慘的事情，莫過於連自己都找不到的人了。
文化不僅是個人行為，或者說主要不是個人的行為。因為文化的自我價值的尋找，所找尋的乃是時代精神和富於時代精神的文化創造。隻有創造出能夠代表這時代的曆史成就的時候，我們才可以說，我們也有資格成為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