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自由，不是可受教育，可不受教育，而是人人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不但可以接受高等教育，而且教育內容、教育手段、教育方法、教育方式都與現代教育體係有本質不同。人人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人的素質才能有大的提高。那個時候，就沒有什麼教育經費的說法了。大學生再去當清潔工，也不會有人給種種的非議了。因為清潔工的概念也因其內容的現代化而現代化了。教育體係的改變，使人能文能理，能讀能寫，能說能做。教育必然要成為終身的，而終身教育的特點就是聯係實際，不脫離實際。
職業自由，首先是打破和解除社會分工對人類的壓迫。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選擇自己的工作，而且有這能力完成所選擇的工作。實在說，這種自由選擇，不是扛大個的嫌活太累就去當小學教員，也不是當教員的嫌工作太累就去坐辦公室，不是這意思。職業自由的前提，是各種職業的共同性特征得到極大加強，職業行為首先機械化、電腦化、數字化了。進而出現學科規範化要求。舉個例子說，如果給病人做手術，其整個過程都用電腦控製，那麼，一個外科醫生和一個農民的差別也就到了幾乎沒有的境界。那種以為職業自由不過是知識分子也下稻田，累得大口喘粗氣；工人階級也要登上講台，帶著粗俗髒話教育知識分子，還美其名日“摻沙子”，那就錯了。那樣的理想社會就帶有老太太成仙，帶著老母雞一塊上天的意思。
管理自由，即取消等級差異，管理隻是分工，而不是特殊身份，這一點在現代文明階段還不能完全做到，東方人既做不到，西方人也做不到。不能做到自然有主觀原因也有客觀原因，哪一個更主要些，還需要調查、實踐、了解和分析。
科學自由，即人人懂得科學，甚至胎兒在母腹中或者在別的生養器皿中就可能受到科學教育。中國現代化步履艱難，主要的一條是科盲多、法盲多，受教育少．兩多一少，老天爺也愁得掉眼淚。未來社會必定全麵改變這種局麵，大部分科學內容將化為常識，新的科研成果也將以很快的速度傳達給每個社會成員，使他們能夠了解，能夠運用，能夠掌握。
經濟自由，即社會財富極大豐富，生產手段、分配手段得到新的曆史革命。社會財富的豐富不會產生懶漢，因為一個懶漢充斥的社會，財富根本就無法極大豐富。而且豐富不是過剩，天底下都成了財富，於是亂扔亂丟，把個小小環球弄成一個大個兒的垃圾桶，’那叫什麼？社會財富的極大豐富是說人類要不斷改進生產方法，提高生產效率，擴大科技作用，開拓新的經濟領域。從而可以使每個兒童都享受最充分的生活營養，也使每一個老人都享受充分的人道主義的生活待遇。那個時候，如果還有家庭的話，但為著幾毛錢打架的事就絕對沒有了，連錢幣這玩藝也終於進了博物館。人類將是全新的觀念看待經濟。
勞動自由，絕非不參加勞動，而是更好的勞動。更好的勞動，首先是把人類從損害人類健康的各種勞動環境中解放出來；其次是使勞動成為有樂趣的生活方式。當然還要加上一條，人類也有了自覺的勞動要求和勞動意識。
道德自由，是道德達到自由的境界。道德不再是約束人類行為的規範，而是人類自覺遵守以至隨心所欲便合規範的行為境界。道德擠壓人的自由發展的缺陷已然無存。道德與科學，相互契合，已成為人類追求幸福快樂與創造生活的重要組成分子。
家庭自由，家庭自由的標誌是家庭不再成為人類的生活和情感負擔。可能現有的家庭形式已經蕩然無存。人類的生活係統可能將發生大的變化，人類的結合形式可能出現我們今天尚不能預料的情況。家庭如果存在，它也不過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既是生活方式的選擇，人類就可以這樣選擇，也可以那樣選擇。至少說，家庭勞務已經社會化，婚姻已經純愛情化；組合形式已經非血緣化；勞動手段已經電腦化；精神生活已經平等化；等等。
死亡自由，死亡自由不是隨便自殺，而是消亡了自殺現象。死亡自由具有兩個概念，一個是人類可以大體活到生命的曆史極限；一個是人們在已經無法幸福生活的時候，他可以選擇死或暫死的方式。暫時死亡，比如速凍，速凍就是把一段生命保存起來，留待以後再去享受它。
未來如此美好，本人是絕對沒有這個福分看到這一天了。但每每思及於此，不覺筆下生風，有點躍躍欲試的意思。
三 中西關係
中、西關係如果理解為中外關係，那麼自古就有。雖然中國古人總是自以為中國就是世界的中心，但中心並不等於世界，這點常識總算沒有完全忘記。但中、外關係變成中、西關係，對於中國產生莫大影響的曆史時期，是從鴉片戰爭開始的。從此一發而不可收，而且至今爭論未絕，如果要求用一句最為簡潔的話來說明處理中、西關係的正確答案，也還真不容易。不信，您考一考自己，看看自己的答案自己能否滿意。
因為這問題複雜，所以爭論也多。因為爭論多，各種不同的觀點也多。正確的觀點常常就是同那些不正確或者不甚正確的觀點論辯中產生出來的。雖然有時候，在一定的曆史空間看來正確的觀點，其實也並不十分正確。
在中、西文化的曆次大討論中，比較有影響的觀點，可以歸納為這四種類型。即：中國本位文化觀；中體西用觀；西體中用觀和全盤西化觀。很顯然，這些觀點都不算正確。那麼正確的觀點是什麼，正確的觀點現在還在探索。
這四種觀點中，最不正確也最遭人痛恨的要屬中國文化本位觀。當然這也是我的一孔之見。因為主張中國文化本位觀的人，是自以為這觀點無比正確、甚至無比美妙的。
中國文化本位觀，若以“五四”運動為起點，則出現較晚，或以中國整個文化曆史考慮則出現較早，影響也最大。“五四”運動，是新思潮運動，沒有中國本位的地位，難以本位。誰站出來要求中國文化本位，誰正好成為孔家店的義務幫閑。疾風驟雨，萬難招架，在那樣的文化思潮麵前，持槍荷彈的武裝部隊尚且要退避三舍，靠著搖唇鼓舌，隻會幾句八股調的遺老遺少，隻有搖頭歎氣的份，或者捶胸頓足痛哭流涕的份。但後來，慢慢發生變化。外國製度對中國的壓迫日深日重，中國人民的民族情緒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侮辱、被殘害、被激發。在這種條件下，到了30年代，主張中國文化本位的人反而慢慢多了起來，觀點也日益公開，潛移默化之中，改變了過去那種過街老鼠的狼狽景況。而且一些敢於主張中國文化本位的人，一大半卻並非前清遺老，而是讀過西方書，上過西方學，既懂西方文化又懂中國文化的學人。他們將三民主義與儒學傳統的倫理道德加在一起，注以民族主義思想之魂；以為，中國封建製度雖壞，但道德禮儀沒有錯。難道學習西方就可以不要道德禮儀了嗎？問題提得好像也不無道理，特別是社會上已經出現接受這思想的氣候和環境的時候。到了30年代中期，就由王新命、何炳鬆、陶希聖、薩孟武等上海十教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算是這個觀點有了一次正式登台宣講的機會。公正地說，這些學者中很多是學識淵博，為人正直，學術造詣頗深，又有很好的文章傳播於世的。但他們的這種主張，卻是不正確的；所以，很快遭到思想界、理論界的激烈批評，也是完全咎由自取，“罪”有應得。
但主張中國文化本位的人，遠遠不止這十位教授，而且這十位教授的觀點也絕對不是最保守的，更不是最反動的。中國文化傳統，年深日久，影響極大。其中最保守分子，絕對不允許改動舊文化的一絲一毫，就是改動一絲一毫，也要心驚肉跳，肝火大發，必欲斬盡殺絕而後快。
但是，世界已經走向開放，至少自歐洲文藝複興運動開始，已經發其始端，成為一股不可抗拒的曆史潮流。中國人搞封閉，無異於自甘墮落，沒有前途。鴉片戰爭的失敗，證明了這一點；太平天國起義也證明了這一點；洋務運動已然不純，戊戌變法的政治目標就是要實行君主立憲，這和中國傳統文化簡直風馬牛不相及，又如同冰碳不同爐，水火不相容。於是袁世凱告密，西太後友動政變，逼走康有為、梁啟超，殺死六君子，囚禁了光緒皇帝，103天的戊戌變法運動終以失敗而告終。這實在不僅僅是西太後和袁世凱個人品質問題，更不僅僅是珍妃和瑾妃、皇後發生矛盾導致的結果，這些現象雖然統統可以看作導火線，但本質上還是中國文化本位的道德觀念和中國傳統文化製度起著決定性作用。
然而，堅冰既已打破，漏洞無法堵塞。自戊戌變法開始，西化之風，漸次吹人中國，而且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大有一風吹來，倒轉昆侖，拉朽五嶽之勢。在這一段曆史空間，主張中國文化本位的人，全成了最令人討厭和仇恨的反動人物。不管他是權力關係無上的皇太後還是留著小辮子、鬥大的字不識得一升的貧苦農民。西風大作，而學生助長了這風，革命黨倡導了這風，帝國主義的軍艦戰艦推動了這風，中國近代史上的種種屈辱也強化了這風。中國人受西方人壓迫，因為中國病弱落後，改變落後狀況，就要學習西方，以夷製夷，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對此作過十分精彩概括的生動的說明。
在反對中國文化本位中，產生了一些鬥士，最有名的文化人物，首推陳、胡、魯。
陳即陳獨秀，《新青年》的創始人，也是中國共產黨早期最大的理論家，又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胡即胡適，胡適的名字在新中國成立以後，隻有挨批挨鬥的份，但在“五四”運動的時候，卻是一個人物。學識淵博，西學尤其淵博，人也受到尊重；年輕氣盛，做學問很有朝氣；在“五四”運動中成為第一流的人物，實非偶然現象。魯即魯迅，“五四”時候，影響仿佛遠比不過陳、胡二位。他是以文學登上曆史舞台和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他的《狂人日記》是中國文學史上的第一部白話小說，而且對於封建文化揭露深刻，批判極為有力。魯迅也是“五四”運動中第一流人物，雖以文學見長，但其思想家品質在收入《熱風》集子裏的熠熠閃光的早期雜文中已初見端倪。他們三位一致的地方，就是反對中國文化本位，希望西化，呼籲西化。不過，很快地，“五四”運動先驅者內部出現了分歧，因為西化與西化本有不同。有入主張馬列主義，而對中國現實了解並非深刻，如陳獨秀；有人主張進化論，但對中國現實了解十分深刻，如魯迅；有人極力主張全盤西化，對馬列主義和進化論全不感興趣，主張“少談點主義”，例如胡適。當然還有等而下之的人物多多，篇幅關係，略去不議。
中國文化本位論站不住腳，在“五四”運動受了致命的一擊；以後雖幾經反複，但靈魂已經破碎，還陽絕無可能。雖有新儒學等等題目，終究造不成太大的影響，至少大陸如此。
“五四”運動各種代表觀點分化的結果，是主張馬克思主義的人物成為曆史主流代表。開始是陳獨秀、李大釗，後來又有了瞿秋白、毛澤東，以後就出現了一大批中華民族的精英人物，通過共產黨組織，通過統一戰線形式，通過武裝鬥爭手段，終於實現了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曆史夙願。馬克思主義也是西方的學說，雖然說科學無國界，但那創始人不是中國人，這是無法否認的。可以這麼說，從“五四”運動到新中國成立以後這段時期內，馬克思主義是中國文化本位觀的最大的也是最厲害的克星。
不僅如此，主張中國文化本位，早已成為空談。雖然反對西化，事實早已經開始“西化”了。比方說，中國的大工業，是不是接受西方文明的產物？比方說中國現代教育體製和課程設置，是不是來自西方？不要說這個，就是現代家庭中的日常用品，西方的發明那才多哩！哪一位不信，就把家裏沾點西方味的東西統統除去，您看看還剩下什麼？單元樓是不能住了，這形式出於西方，住單元樓的隻好搬家，要麼去住小窩棚，要麼去住四合院。電視也不能看了，電冰箱也不能要，洗衣機又不能要，連收音機都不能要。你要聽戲，就得去戲院；要聽曲藝，就得上說書場或者茶館。吃剩下的東西不是毀就是扔，要想保存隻能把它們拴個繩子係在井裏——那還得有井才行。電燈不能要，隻好點洋蠟，洋蠟也是洋貨，隻能點土蠟，或者油燈。書要線裝的，寧可花870元買一套線裝《金瓶梅》，也決不花四元三角五買一套洋版《紅樓夢》。衣服隻要中國原料，買得起綢緞就買綢緞，買不起綢緞就穿粗布。自行車不能要，有馬騎馬，無馬騎“鹿”。如此等等，您想想，如果真是這樣，中國會成為什麼模樣？l3億中國人還不個個都成了土老帽。
中國文化本位論純屬幻想。怎麼解釋，也是無益。雖然他們也不主張把一切帶洋味的東西都拋棄，但中國文化本位的本質就是如此不合道理。縱觀中國曆史，凡有外來文化進入中國，一旦紮根，絕難除去。例如佛教文化，能除掉嗎？中國文化要想除去佛學，那可就“好”看了。魏晉以後，恐怕就沒有一本可讀的書。不待別人殺來，自己先弄一個“白茫茫大地真幹淨”。
中國文化本位很難行得通，1840年以後，即使比較保守的中國人大約也看到了這一點。所以，就有一個貌似公允實則荒謬的理論出來，叫做中體西用。
中體西用是張之洞提出來的，但那思想不僅僅屬於他個人，在他之前，已有種種議論，不過沒有形成他那麼明確的表述就是了，張之洞實在不愧為張之洞——真有兩下子。
分析中體西用，先要弄清楚，什麼叫“體”，什麼叫“用”？
“體”、“用”概念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屬哲學範疇，至少老子學說中已經開始作為哲學範疇使用這兩個概念。魏晉時候，有所發展，因為，玄學重視抽象觀念的研究，非有體、用關係不可。但中國人的哲學概念，既有模糊性又有相當彈性。如同《易經》中的八卦一樣，它可以代表這個也可以代表那個。大而統之便是陰陽，具體分析就是君臣、父子、夫妻、男女、天地、山澤、上下、表裏。“體”、“用”之說也是如此。“體”的本意是指本體、本源，“用”的本義指表現和作用。廣而用之，運用範圍也就大了，隻要是強調一主一從一本一末兩個相關屬性的事物，幾乎都可以應用“體”、“用”之說。
張之洞提出的中體西用，有它的曆史背景，其時以康梁為代表的改良派正和國粹保守派盤腸大戰。張之洞並非改良人物，因為他比他們更現實；但也絕不是保守人物，因為他也比他們更現實；兩個現實加在一起，他就成為洋務派的代表人士。他講“中體西用”，就表現了他的這種“現實”特點。他不反對向西方學，但不主張連君主立憲也學；他不反對“三綱五常”，但認為僅靠三綱五常打不過西洋人的大炮兵艦。他調和雙方，自以為自己的主張最合情理。他說： “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潔身心，西學應世事。”他主張“內外相養”、“中西兼學”，但骨子裏，卻認定中學為本，西學為末。中學的基本規範不可改變，如三綱五常是也；而西方的好東西也不能不學，不過，質屬末節，可以變通。以中學為本，以西學為末，本末相和，悠哉，妙哉。
張之洞的主張，在他那個時代，有些意義；但時空一改，意義全無。到了“五四”運動的時候，進步的中國人對於“中體西用”已經極其反感。不管是陳獨秀、胡適，還是魯迅、周作人，都對其進行了不留情麵的有理有力有據的深入批判。
中國傳統文化沒落的原因，不在其末而在其本。從骨頭裏爛出來的膿水，隻靠在表皮上灑幾滴紫藥水決然不行。
從中國彼時的現實看，封建文化已經沒落，抱住沒落的文化不改，隻能自取滅亡。舊中國衰敗不堪，重要的不是沒有槍炮，而是沒有民主，他們隻有自私自利的欲望，全沒有一點為民為國的正義和良心。盡管自秦始皇做皇帝開始，從來都是家天下，然而這要看具體曆史文化的時空對比。秦漢興盛，因為文化還算先進；明清沒落，因為舊有文化已不能反映曆史的要求，在西方工業文明麵前尤其顯得猥褻不堪，肮髒腐臭。一方麵，對內極其殘暴不仁，一方麵對外失去國格人格；出現了所謂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府，官府怕洋人這樣的惡性循環。中國要自立於世界，不受帝國主義欺辱，非將老百姓發動起來不可。而老百姓囿於舊文化束縛，因束縛而怕官府，那麼，就非打倒孔家店推翻帝製不可了。
從中國曆史看，“體”之不變，始於西漢武帝時代。西漢以前也曾屢屢改變。漢武以後的曆史，雖有一段光榮，卻慢慢走向末路；幾經興衰，都與文化的開放與封閉有關。大抵開放才出現興旺，封閉則走向沒落。到了宋明理學以後，一心維持舊“體”，就隻能僵化，不能開放。於是雙方的鬥爭也就隻能走向決裂而無法走向調和，就像西漢或者盛唐那樣。走向分裂，就要明辨是非；明辨是非，就要打破舊製；打破舊製，就要吸收新學；吸收新學就非發動革命不可。這個邏輯，在張之洞的腦子裏是不會想通的，盡管他對洋務運動饒有興趣，而且讀的中國古書奇多，可以說學富五車，可悲的是，學富五車，不過舊說舊典而已。
從理論上說，強調中學為體，就差不多等於從根本上反對變化，然而沒有變化就等於沒有中國。董仲舒自詡孔孟衣缽傳人，然而他所維護的社會製度正好和孔夫子所維護的製度根本不同。孔子最喜歡講：“克己複禮為仁焉”，連死都不在乎！而對於子產鑄刑鼎，對於政治變革，他大半毫無興趣。孔子西行不到秦，他不關心軍事，也看不起秦國。然而偏是商鞅改革的秦國統一了六國。商鞅雖死，秦製猶存；秦朝雖亡，漢襲秦製。漢製就是秦製，根本立論基礎在於官本位，郡縣製，大一統。而董仲舒倡導的“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維護和保護的就是官本位，郡縣製、大一統。孔子終於歸依了商鞅，然而又拋棄了商鞅；世間奇事頗豐，本難盡述。漢之興在於董仲舒的儒學；唐之興在於三教並存；宋明衰亡在於抱住僵化的道德不放；明末以後的啟蒙與變法運動在於改變舊製，以新學為本。
變革則興，不變則亡。中體西用，意在國粹；為曆史拋棄，理所當然。
有一點是講的清楚的，就是把“中用”理解為西學進入中國的創造、選擇、改造過程。他在那部影響深廣的《中國現代思想論》中說：“現代社會是一個多元化和多樣化的社會，現代的‘西學’亦然。因而，在全麵了解、介紹、輸入、引進過程中，自然會發生一個判斷、選擇、修正、改造的問題。在這判斷、選擇、修正、改造中便產生了‘中用’——即如何適應、運用在中國的各種實際情況和實踐活動中。”
“西體”就是社會存在這個本體。它包括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中用”就是使“西體”如何適應、運用在中國的各種實際情況和實踐活動中。
結論是，李澤厚的西體中用約等於全盤西化。雖然他自己一再聲明他不同意“中體西用”，也不同意“全盤西化”。
說它約等於“全盤西化”，因為它還沒有忘記在某個地方說上幾句“中學為用”的話。然而，說來說去，對於“中用”二字還是繞到如何將西方文化進入到中國來這個老題目上去了。
因為李澤厚的西體中用，邏輯混亂，所以讚成者實在寥寥。青年人不滿意，中年人大約也不滿意，因此，西體中用的理論或者可以歸入全盤西化的大空談中去，或者沒有多少理論價值。
下麵分析一下“全盤西化”。
“全盤西化”這個詞是胡適首創的。據說這個詞是他在“五四”運動以後十年，1929年為《中國基督教年鑒》所寫的一篇英文短文中正式提出來的。後來，陳序經於1932年出版了一本《中國文化的出路》，則全麵係統地提出“全盤西化”的主張。但作為一種思潮，它有很完善的社會思想基礎，不是一個人、兩個人這樣想的。即使“五四”運動已經過去80多年的今天，主張全盤西化的人還是大有人在。
然而全盤西化的這理論站不住腳。雖然它在“五四”前後，也曾作為一種反對中國本位文化論的極端否定觀念，發揮過某種積極的有刺激性震撼性的社會理論作用。
“全盤西化”隻有在把它理解為西化即現代化的時候，才可能有某些積極作用。盡管如此，“全盤西化”這個理論的立論仍有三大缺陷。
第一，沒有認真考慮西方文化的自身矛盾與曆史演化。
西學為體，概念太大，因其太大，不能確指。西學中有激進派，有穩健派；有理性主義，有經驗主義；有馬克思主義，也有非馬克思主義；有空想社會主義，也有科學社會主義；有深愛哲學的德國人，也有重在政治實踐的法國人，還有最多經濟理論貢獻的英國人。您要西化，用哪家的理論？按李澤厚的主張，馬克思主義也要，別的思想也要。但它們之間常常是矛盾的，雖有共鳴，又有分歧。中國人接受西學，有選擇的不同；因選擇不同，結果就不同。共產黨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孫中山就沒有選擇馬克思主義，蔣介石更不會選擇馬克思主義。孰是孰非？自有公論。馬克思主義要發展，用什麼去發展它？也有不同意見。公正地說，現在不是以不以西學為體的問題，更不是要不要全盤西化的問題，而是如何利用西學為中國的現實服務！如果用這樣的命題，邏輯起來，可能順些。
西學作為文化現象，又有很大的曆史演變，古希臘古羅馬也是西學，以他們為體行不行？中世紀這一段還屬於西學，以他們為體行不行？顯然不行。主張以西學為體的人，講的是文藝複興以來的這一段。然而這一段，也是由很多小的階段組成的。文藝既複興時期既有別於18世紀的啟蒙運動，18世紀的啟蒙運動又有別於19世紀的工人社會運動，19世紀的工人社會運動也有別於20世紀前半葉的世界大戰。20世紀前半葉的兩次世界大戰又有別於二次大戰以後西方資本主義出現的新態勢新情況。況且說，兩次大戰也有性質不同。第一次是兩敗俱傷，德國失敗最慘，才為二次大戰播下了種子。一次大戰的一個直接後果是出現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二次世界大戰的直接後果是改變了世界政治發展的總方向。中國要以西學為體，請問，用哪一段的為好？中國人要全盤西化，是統統都“化”過來呢？還是有所選擇呢？
此外，西方文化也有民族差別。法國不同於英國，英國保留了皇室，雖不直接從政，還是國家的象征。法國就沒有皇帝了，德國幾經反複，終於也取消了帝製。日本有天皇，天皇還是二戰時期日本的最高領導者，侵華戰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美國沒有帝製，實行民主製。西方民族，因為同屬基督文化，民族觀念有所淡化，但淡化不等於沒有。曆史上多次戰爭，都與民族有關。美國人以英裔為主，但美國是新興民族，不能說美國是英人的分支，也不能說美國民族是各個民族相加的結果。美國民族最多，世界上所有的主要民族，應有盡有，然而這不影響他們成為地道的美國人。您要全盤西化，以準為樣板，是各取其長，還是一股腦兒統統搬來？統統搬來做不到，各取所長也絕非易事，何況說，各取所長就不是全盤西化了。
主張全盤西化的人，當然也未必是這樣的意思，但作為一種理論，應該能夠回答這些問題，至少深思熟慮過這些問題。胡適的“全盤西化”，觀點是明確的，他說：“抗拒西化在今日已成過去，沒有人主張了。但所謂‘選擇折中’的議論，看去非常有理，其實骨子裏隻是一種變相的保守論。所以我主張全盤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道路。”真理總是具體的，走世界化道路沒有錯，但在當時的曆史背景下，中國最關心的不是西化，而是用什麼思想武裝中國，強盛中國，打敗侵略者。胡適不識時務，因為他的觀念有些超前於當時的形勢。
第二，全盤西化忽略了從本國出發的基本原則，隻看別人，忘記了自己。這麼說，好像有些冤枉他們，全盤西化者會說，我們正是看到了中國傳統文化和現實的腐敗，才要求全盤西化的。不錯，西化很有道理，特別是針對封閉衰敗腐朽沒落的清王朝和舊中國。但西化要有選擇。選擇則應該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化”什麼，“不化”什麼？哪個先“化”，哪個後“化”，都要研究。一股腦兒學，則學不勝學，到頭來還是糊塗。中國最缺少的東西，一個是獨立，一個是民主，一個是科學。而在特定的條件下，沒有獨立，一切都空，所以科學救國論在舊中國行不通！民主救國論也行不通。爭取完全獨立，非用自己的武裝，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不可。爭取獨立，需要民主，而內部專政動輒鎮壓。反對專政，反對鎮壓，同樣需要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這一段曆史已有公論。隻要以公道之心思絕不會有任何誤解。但在中國民主革命取得勝利以後，還要不要向著民主化方向努力，向科學化方向努力，意見就有分歧了。結論應該說也已經十分清楚了。中國現時民主化程度和科學化程度都很低，非要民主與科學不可。怎麼實行現代化的民主和現代化的科學？有人就說還得學西方，有人主張要走自己的路，也有人主張全盤西化。走自己的路，無疑是對的，但不開放自己就沒路；學西方也沒錯，但要看怎樣選擇，選擇錯了，學也沒結果。
全盤西化於中國現實不符，硬要全盤西化難免貽笑大方。
第三，全盤西化、全盤否定中國文化傳統，不符合實際。
中國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龐樸先生對此有專門的論證。傳統文化非破除不可，而且至今未能完全破除，思之令人心痛。文化傳統則不能完全拋棄。不論哪個民族都不可能做到這一點，不要說大的文化傳統，就是飲食這個具體文化，全拋棄就做不到。不信您號召全國人都拋棄筷子，改用刀叉，拋棄中國飯，改為西餐，您看看行不行？吃飯的傳統當然也要發展，但從根本上拋棄，沒人有這本事。吃飯尚且如此，餘事可想而知。中國文化傳統中頗有些值得繼承的好的內容，例如無神論傳統，例如重視生存的哲學觀念，例如天人合一親近自然的態度，例如中國的武術、氣功、中醫；例如中國的文學、藝術，包括小說、戲劇、散文和詩歌，例如中國民歌、民樂，例如中國古建築方式，例如中國的手工藝品。我在前麵說過，這些文化傳統，都曾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但我們可以把它們解脫出來，經過改造，為新時代服務。電影《紅高梁》就做了些文化傳統革新改造的嚐試，效果不是很好嗎？
中國文化本位論不行，中體西用論也不行，西體中用又不行，全盤西化還不行，那麼中、西文化關係到底怎麼處理呢？
依照作者的意見，可以歸納為如下五點，簡單一句話，就是堅持開放，走向世界，東化，西化，發展交流走向現代化。這五條意見是：
其一，舊提法已經過時，應樹立新的觀念。中國文化本位論等四種中西文化觀，業已過時。現在重說重論，已經沒有號召力。中國本位早就要不得，而且已經沒法本位了。本位到哪兒去？是不是還把清朝的皇帝請回來，——請也請不回來了，就是請回來，也不能算本位，因為明朝皇帝比他們資格更老哩！本位已然無存。前麵已經說過，思想、理論、生產、科學、社會製度，日常用品，交際方式，婚姻方式，學習方式，工作方式，乃至吃、喝、拉、撒、睡，百十年間，統統發生了大變化，你要本位，隻好一根繩子係住脖子從先人於地下去也。然而縱然到了地下，毛澤東的影響也一定比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更其強大。中體西用，也沒辦法，因為中國的舊體已然破敗，首先是政治體製早已破敗，其次是經濟體製也已破敗，再次是文化體製更其破敗。雖幽靈未散，影響尚大，卻難以卷土重來，實現複辟。西學則不是用不用的問題。你不用牛頓力學，中國的物理學怎麼辦？你不用相對論，中國的航天事業怎麼辦？中體西用，已成腐骨，一見天日，便隨風飄散。西體中用，也不實際，而且概念混亂，不堪深議。全盤西化雖尚有支持者，但那主要是一種激憤之詞。激憤之詞不是理論。比如波蘭的瓦文薩，去西歐看了一看，所聞所見，他並不滿意。實在說，東方的改革雖有困難重重，還是東方更有希望。這一點西方人比東方人看得清楚，理解深刻。所以他們才說21世紀將是太平洋世紀。也有人說21世紀是中國世紀。太平洋世紀也罷，中國世紀也罷，中國和太平洋地區的國家如果隻會在西方後麵爬行，那麼對不起，將來隻好重演“邯鄲學步”，走著出去，爬著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