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發生後，麵對日本的空前進攻，中國政府采取了不抵抗和依賴國際聯盟解決問題的誤國政策。1931年9月2日，中國代表施肇基根據國聯盟約第11條將事變訴諸國聯，要求立即采取措施，“阻止危及各國和平形勢的進一步發展，恢複原狀，並決定應向中華民國支付的賠款總額及性質”。
9月22日，國聯理事會倉促舉行會議。而此時，日軍已經侵占了沈陽、長春、吉林、遼源等26座大小城市。國聯理事會在聽取中日兩國代表的發言後，按照英國代表塞西爾的主張，授權西班牙代表、國聯理事會主席勒樂向中日兩國政府發出內容相同的“緊急通告”，要求雙方立即停止一切衝突，撤退軍隊，荒謬地把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同等看待。
為了應付國聯的決議，9月24日，日本政府發表聲明，將侵略行徑說成是“自衛”，並宣稱日本在中國東北“無任何領土野心”，日本政府有誠意采取“防止事態進一步惡化的方針”，將軍隊撤退至滿鐵範圍內。聲明把衝突的責任推給中國，以爭取列強的同情。
日本此舉果然奏效，它使國聯相信，是中國人“大大誇大了所發生的事情”，隻要假以時間，日本會找到體麵解決問題的方法。因此，日本大受鼓舞，認為國聯沒有實力幹涉日本的行動。隨後便趁勢侵占了洮南、洮安和敦化等地，並準備繼續向北滿推進。
9月28日，中國代表再次作出努力，建議國聯派一個中立代表團去中國了解事實真象，但遭日本代表斷然拒絕。9月30日，國聯行政院又通過決議，決議內容空洞無物，它徒然地呼呼中日兩國盡力避免形勢的惡化，並未重申撤兵要求，派調查團一事也由於日本的反對而作罷，理事會隨之休會。
國聯的態度大大助長了日本侵略擴張的氣焰。1931年10月8日，日本轟炸錦州，國聯才感到局勢的嚴重。10月9日，英國首相麥克唐納指示外交大臣雷丁：“我們在理事會必須在認真製定政策方麵能起領導作用。”同一天，美國國務卿史汀生致電國聯，表示願與國聯進行合作，並決定以國聯邀請的方式參加國聯下次會議。10月13日，應中國代表要求，國聯理事會在巴黎召開會議，法國代表白裏安充當主席。在會上施肇基控訴日本在9月30日理事會後，不但沒有退兵，反而暴行愈演愈烈。日本代表芳澤廉吉竭力為日本侵略辯護，竟稱，東三省為日本生存所係，故不能從該地撤軍。白裏安表示，中日雙方均負維持遠東和平責任，應各自約束。10月16日，美國代表基爾伯以正式觀察員資格參加會議。
10月24日，國聯理事會做出第3次決議，要求日本在11月16日以前將軍隊退到南滿鐵路區域之內；要求中國切實保護在華日僑；撤軍完成後，中日兩國開始交涉。這是自事變以來國聯對日本提出的最強硬的要求。盡管如此，但決議仍然沒有譴責日本侵略者，而且由於日本的反對，大會主席白裏安宣布：依照盟約的規定“未獲全體通過的決議沒有法律效力”。這說明，國聯仍未改變對日本姑息遷就的立場。
日本堅決拒絕了國聯的撤軍要求。1931年10月26日，日本政府發表了《關於滿洲事變的第二次政府聲明》，繼續反誣中國“收回國權運動漸趨極端”，企圖破壞日本國民“生存權益”，聲稱日本如果撤軍，隻會使事態更加惡化。日本不僅拒絕撤軍，而且於11月初大舉進犯黑龍江，使國聯的決議成為一紙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