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香月趕赴天津後，立即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動用第一批增援的兵力，一舉殲滅中國第29軍，並於7月20日前“作好適應全麵對華作戰的準備”。7月15日，日陸軍參謀部下令組編臨時航空兵團，並將其所轄之18個飛行中隊調往中國東北待機。
7月15日至17日，日陸軍參謀部又相繼作出《形勢判斷》，製定了《對華作戰要領》和《在華使用兵力時對華戰爭指導大綱》，認為，“迅速收拾時局下最大決心的時機已經到來”。規定作戰方針是，“盡量限定於華北作戰”，“根據情況，預計可能轉向全麵對華戰爭”。接著，增派的日軍源源不斷地運往中國。
7月13日，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共產黨員和工作人員會議上，號召大家“完成一切必要的準備，隨時出動，到抗日前線”。7月21日，中共中央發出內部指示，針對事變發展可能出現的對日積極抗戰或者對日妥協的兩種前途，提出的總任務是：爭取第一個前途的出現，反對一切喪失任何中國領土主權的妥協。
7月23日，中共中央又發表了《為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華北第二次宣言》，號召所有中華民族的兒女們：“緊密的聯合起來，緊急動員起來，拚著我們民族的生命去求得我們民族的最後勝利！”
與中國共產黨堅定的抗日立場相比，國民政府遲遲未下決心，痛失戰機。“七·七”事變爆發後，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提出了“不屈服、不擴大”和“不求戰，必抗戰”的方針。一方麵，在軍事上進行部署，準備應戰。另一方麵，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急欲與日本政府直接交涉或由地方當局與日軍代表折衝，以便早日和平解決；同時，還把希望寄托在列強的幹涉上。為此，蔣介石采取了諸多謀和行動。
但是，所有的措施最終均成泡影。在此種情況下，蔣介石被迫於7月17日在廬山發表應戰談話。談話提出了解決事變的4項原則：（1）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2）冀察行政組織，不容有任何不合法之改變；（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4）第29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談話還闡述了“隻是應戰，而不是求戰”的抗戰方針，指出：“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隻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幸求免之理。”
蔣介石的這個談話確定了準備抗戰的方針，為國民黨多年以來在對外問題上的第一次正確的宣言，因此，受到了全國同胞的歡迎。但是，蔣介石依賴外援、和平解決事變的幻想，並未打消。
1937年7月3日日本軍隊進入天津。盧溝橋事變的爆發，推動了國共第二次合作，促進了全民族抗戰，標誌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東方首先開始。
日本中國駐屯軍，一麵壓迫宋哲元接受種種苛刻條件，一麵調兵遣將，加緊部署。到7月20日，第一批增援之第20師已抵達天津、唐山、山海關一線；獨立混成第1旅和第11旅，分別集結於懷柔和高麗營地區。日軍進攻平津的條件已經成熟，隻待時機和借口了。
7月25日，日軍第20師一部以修理軍用電話為名，闖入廊坊車站與中國守軍發生衝突，製造了廊坊事件。7月26日，駐天津日軍一部由豐台分乘26輛卡車冒充日本領事館衛隊演習返回北平城，被廣安門中國守軍以武力阻止，製造了廣安門事件。
廊坊和廣安門事件發生後，對正在尋找進攻借口和時機的日本當局來說，如獲至寶。經天皇批準，日陸軍參謀部立即命令中國駐屯軍向第29軍發動攻擊，並下令國內進行第二次動員，增調5個師約20萬人到中國。此時，日本中國駐屯軍也下達了進攻第29軍的命令，決心集中1個師和3個旅在臨時航空兵團配合下，首先攻占北平。
廊坊、廣安門事件發生後，宋哲元深感日軍大舉進攻迫在眉睫。26日，他連續兩次致電蔣介石，報告平津形勢，並請求援助。蔣介石複電說：增援平津，可直令孫連仲部加入。並令宋哲元：北平城要立即準備開戰，宛平應死守勿失，決心大戰，從速部署。27日，宋哲元下令設城防司令部，以張維藩為城防司令；任命正接防的第132師師長趙登禹為南苑方麵司令官。同時，將軍部由南苑移到北平城內懷仁堂；又派戈定遠星夜馳赴保定，催孫連仲、萬福麟等部迅速北上，協同第29軍作戰。同日，宋哲元還向全國發出了“自衛守土”通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