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征募體製的這些缺陷一直延續到19世紀乃至之後。在1644年至20世紀初期的清朝，滿族統治者增加了步兵征募人數，在17世紀40年代達到了每三個男丁中就有一人被征募的高比例。鑒於新征兵員的訓練和軍事技能水平的普遍下降，增加軍隊服役人數也許是必要的補救措施。另一方麵，到了清朝末期，由於可征召人口眾多，中國軍隊已經成為世界上最龐大的軍隊。1650～1800年，中國的人口翻了一番（從1．5億到3億），由此帶來的步兵人數增長也推動了中國版圖擴大及鞏固。這次擴張起始於17世紀90年代的蒙古人，在其後的100年時間裏，有效地實現了對西藏、不丹和喀什噶爾的統治。但帝國在向東南亞擴張時則沒有那麼成功。相對於中國西部的開放平原而言，這一地區地勢複雜，叢林密布，一支龐大軍隊開展行動要困難得多，而向南進軍的軍隊也在當地的遊擊戰中屢屢受挫。
即使不考慮所涉及的具體時期，後勤補給一直以來都是中國軍隊在行動中麵臨的最大挑戰。為人所熟知的一項糧食保障體係就是“屯田製”（軍事戍墾），這項製度可以追溯到秦（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漢（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時期。依照這項製度，更為廣袤的荒涼地區被用於種植軍隊所需的穀物。之後數個世紀裏，這項製度在實施和管理中一再改進，但仍嚴重依賴於施加在平民百姓身上的稅收。在11世紀時，全部稅收中有75％都被用於軍事開支。
在整個明朝（1368～1644年）時期，由稅收支持的軍事開支在不斷增加，而屯田的產出則在下降。這一趨勢在清朝（1644～1911年）仍在延續，但是，政府投入的增多並不意味著普通士兵的生活水準得到了提高。實際上，軍官階層中的腐敗意味著錢財在到達底層士兵手中之前已經被榨取幹淨，結果在軍隊就是出現了逃跑、士氣低下和饑餓。
隻是到了清朝末期，當西方列強開始向中國炫耀武力時，軍事當局才對他們軍事體係的衰落有些覺醒。但是直到20世紀，無能和腐敗卻一直在侵蝕著中國的軍隊。有一個關於後勤是如何影響戰役結果的例子，發生在我們所探討的這個時期的開始階段，這就是土木堡戰役。
土木堡戰役（1449年）
中國士兵及其指揮官的特點，使其在麵對更加職業化的軍隊時更易遭到慘敗。1449年，在中國土木堡所發生的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它同時也證明，忽視後勤的重要性會讓最強大的步兵部隊在短時間內土崩瓦解。
土木堡戰役發生在蒙古人和中國明朝的邊境。1449年7月，在幹練的瓦剌首領也先（卒於1454年）的率領下，一支兩萬人的蒙古人部隊（主要是騎兵）侵入明朝。入侵路線有3條，目標分別是遼東、宣武和大同。明朝地方軍隊的初期抵抗被無情擊潰，恐慌氣氛很快在明英宗朱祁鎮（1436～1449年）的朝廷中彌漫開來。為了進行回擊，在權傾朝野的官員王振（王振是皇帝寵信的太監。——譯注）的慫恿下，皇帝下令組建起一支明朝時期最龐大的軍隊。軍隊總人數膨脹到了50萬人，主要由那些為專門對付日益吃緊的形勢而征募的龐大步兵。這樣一支龐大軍隊自然催生了強烈的自信，於是，大軍開拔前去迎擊蒙古人。
論到戰場上的戰術，蒙古人絕非等閑之輩，而且他們也了解正進軍而來的明軍規模之龐大。蒙古人還清楚，50萬人強行軍將麵臨著怎樣的後勤問題。瓦剌首領也先把部隊後撤到了大草原，讓明朝部隊的行軍裏程更遠，使其供應問題達到了最緊張的程度。也先的襲擾，再加上明朝自身計劃不足，讓明軍處於更加危險的境地。這次遠征由朱祁鎮親自指揮，而王振則是最高官員。
由於明朝軍隊中普遍存在裙帶關係，才使軍功並未成為評定軍階的唯一標準；參謀幕僚中很大一部分是文官，他們沒有戰場經驗卻要把自己的想法攪和進來。更糟糕的是，補給是按照一個月來回路程（近500公裏）來發放的。明朝的計劃是從北京向西進軍至大同，然後以大同為基地對蒙古人發動進攻。
一旦打敗蒙古人，這支明朝軍隊將會通過位於南麵的另一條路線回到北京，這樣就可以避免再走原先已經提供過補給的地區。此外，從地理上來看，南麵的路線上有如紫荊關這樣的地利條件，軍隊會得到更好的保護。
後勤上的缺陷
明軍於1449年8月4日開始進軍，但立刻就陷入了麻煩。連綿暴雨讓大地變得泥濘不堪，步兵躑躅前行，進軍速度減慢，進而延長了供給，使形勢變得危急。指揮官尤其是軍官和隨行的文臣之間的關係變得令人憂慮。在7天的行軍路程中，明軍經過了戰爭初期蒙古人取得勝利的陽和戰場，在那裏，他們目睹了明軍屍橫遍野的慘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