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斷然拒絕近衛內閣的對華聲明。1月18日，國民政府發表《維護領土主權與行政完整之聲明》，指出日本“所謂尊重中國之領土與主權者，不過以武力在中國領土以內成立種種非法組織，以分裂中國之領土。且即利用此種非法組織，以掠奪中國之主權而已”。“中國抗戰之目的為求國家之生存，為維持國際條約之尊嚴。中國和平之願望雖始終未變，中國政府於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以維持中國領土與行政之完整。任何恢複和平辦法，如不以此原則為基礎，絕非中國能承受。同時在日軍占領區域內，如有任何非法組織僭竊政權者，不論對內對外，當然絕對無效。”①
至此，德國“調停”中日戰爭的活動暫告結束。
日軍圖謀打通津浦線
從日本侵華的軍事形勢看，南京、太原作戰之後，雖然其華北方麵軍攻占了河北、山西大片地區，華中方麵軍也已攻占上海、江蘇、浙江等地區，但在南北兩路日軍之間的廣大徐海地區，還有相當數量的具有戰鬥力的中國軍隊，將日軍戰場分割為二，不能連接，對南北日軍均構成重大威脅。因此，無論日軍欲鞏固其對已占領地區的統治，還是欲由北線西進或由南線西進，打通津浦線，消除側後方的威脅，使南北占領區連成一片，都是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因而，在攻占南京、太原後不久，南北日軍即迫不及待地各自開始了津浦線沿線的軍事行動。
在津浦線南段，日本華中方麵軍於攻取南京後，即渡江北進，占領浦口、滁縣一帶。1938年1月，華中日軍第十三師團為策應華北日軍南下，沿津浦線向北發動攻勢，相繼占領明光、臨淮關、鳳陽、蚌埠等地，但在淮河一線遭到我第五戰區部隊的頑強阻擊，雙方形成隔淮對峙的局麵。在津浦線北段，1937年12月下旬，日本華北方麵軍第二軍奉命發動山東作戰，其第十師團渡過黃河、占領濟南後，繼續沿津浦線南下，於1938年1月接連攻占兗州、曲阜、鄒縣、濟寧，進入山東南部。至此，已經形成了日軍南北呼應、夾擊徐州的形勢。
然而，日軍大本營卻遲遲沒有下達旨在打通津浦線、攻占徐州的作戰命令。相反，卻在此時提出了所謂的“戰局不擴大方針”。日軍大本營的用意何在呢？
當時影響日本對華軍事決策的主要有下列因素。首先，淞滬會戰及太原會戰後，日軍雖然取得了若幹戰役的勝利，但是並沒有達到迫使國民政府屈服、一舉解決中國事變的戰略目的。國民政府轉移至武漢地區，繼續堅持抗戰。中日戰爭長期化已成定局。與此同時，日本在戰略態勢上卻陷入了被動局麵，其主力約20個師團的兵力在南北兩大戰場數千公裏的戰線上零散分布，既要保守作戰，又要繼續進攻，處處兵力薄弱，力不從心，亟需補充休整。另外，南京大屠殺後日軍部隊中出現的軍紀廢弛現象也需要整肅。因此，在攻占南京、太原後，日軍的大規模攻勢出現了一個短暫的間歇階段。
其次，經過五個多月的戰爭，日軍大本營終於認識到“速決速戰”的戰略已告失敗，迅速解決中國事變的希望已成泡影，不得不準備長期持久的侵華戰爭，並為之進行更大規模的擴充備軍和戰爭動員。1938年2月，日軍參謀本部提出，要“急速進行劃時期的充實軍備”，到1940年要增加常設師團25個，臨時師團10個，特設師團14個，總共增加49個新師團。①3月24日，日本議會通過製定《國家總動員法》，並通過總額超過80億日元的巨額財政預算。其中臨時軍費達48億日元。②日軍大本營還調整了華中日軍的戰鬥序列。2月14日，下令解散華中方麵軍、上海派遣軍和第十軍，建立新的華中派遣軍戰鬥序列，任命畑俊六為派遣軍司令，下屬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三、第十八和第一百零一共六個基幹師團。③顯而易見，日本采取上述措施都是為進一步擴大侵華戰爭作準備。
再次，在攻占南京、太原後，日軍大本營內部的“不擴大”主張又有所抬頭。關於對華作戰問題，日本陸軍省與參謀本部之間，長期存在著所謂“激進論”與“穩重論”的分歧。“穩重論”以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石原與第二課（作戰課）課長河邊等人為代表。他們認為蘇聯是日軍的主要假想敵，準備對蘇戰爭是日軍的主要任務，不能因侵華戰爭而影響這一戰略目標。因此，他們希望限製侵華戰爭的規模，不使之擴大，迅速解決中國事變，以集中力量對付蘇聯。這兩派在主張日本擴張侵略上並無二致，隻是在達到目的的手段和方法上有所不同。上海作戰時，日軍統帥部曾寄希望於：在對國民政府以“集中兵力重點給予大的打擊”後，“使中國喪失戰鬥意誌”，“以迅速結束戰局而不至限於持久戰爭”，企圖“速戰速決”①然而隨著戰事的發展，日軍陷於長期侵華戰爭的趨勢愈益明顯，日軍統帥部內關於對華作戰方針的分歧亦隨之擴大了。參謀本部認為日軍主力陷於中國戰場，造成東北日軍兵力空虛，僅“以五個師團為基幹的關東軍，與約四倍的優勢的蘇俄軍相對峙”，因此“特別熱望早日解決對華戰爭，將中國派遣部隊轉用於北方”。②“戰局不擴大方針”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再次抬頭，並暫時占了上風。
1938年初，參謀本部製定了日軍攻占南京後的作戰方針，規定“在當年7月前編完新編的六個師團，而在編成這些兵團以前，絕對不進行新的作戰，並以增強態勢為原則，求得兵團的整肅和軍紀的振作。”③2月16日召開的大本營禦前會議，決定在夏秋季之前，“除一部分支作戰外，不進行積極的大作戰，專心於占領地域之治安肅正及新政權之育成。”④禦前會議還製定了1938年2月至夏季的《中國事變帝國陸軍作戰指導綱要》，提出這一時期侵華日軍的主要任務為：“確保在中國現已占據的地區，並期望其安定，同時完成對蘇中兩國作戰的（作為軍的實質的）整備，對第三國尤其對蘇聯須嚴加警戒。在情況允許之前，對上述戰區不要擴大，更不要進行新區的作戰。”還明確規定：“濟南、浦口跌路沿線（津浦線）不擴大現有地區以外的作戰麵。”⑤在上述文件中，日軍統帥部的“不擴大方針”表現得非常明確。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戰局不擴大方針”，一方麵是日軍大舉進攻前的休整措施，是日本進一步擴大侵華戰爭的準備步驟；另一方麵，它也反映了日軍統帥部在“速戰速決”戰略失敗以後進退兩難、舉棋不定的困境，反映了日軍在準備對蘇戰爭和擴大侵華戰爭之間顧此失彼、難以兼顧的窘態。
“戰局不擴大方針”沒有提出日軍在攻占南京、太原後的積極作戰目標，它不僅與日軍侵華戰場的現狀相脫節，更與日軍上下初勝之後的亢奮情緒不合拍，因而遭到了日軍上下的強烈反對。侵華日軍自占領南京、太原後，氣焰萬丈，不可一世，滋長了嚴重的輕敵思想。南北日軍的驕兵悍將都以為中國中央主力軍已被打垮，餘下的非嫡係武裝，不過是一些不堪一擊的雜牌軍而已，收拾他們可以不費吹灰之力。華北方麵軍司令寺內壽一揚言：“中國的軍隊，經過了山西會戰、南京會戰之後，已接近崩潰的邊緣；任何地區，隻要有一個聯隊的兵力，就可以完成掃蕩的任務。今後中國軍隊無力作戰，隻要掃蕩掃蕩就可以了事了。”①打通津浦線作戰，在他們看來隻是一次輕鬆的“旅次行軍”行動。對於2月16日禦前會議決定的暫“不擴大方針”他們都表示異議。寺內壽一直言不諱地說：“對大本營之指示，當然不能反對，但本人有意見，徐州非打不可。”②華中方麵軍要求立即實施打通津浦線作戰；華北方麵軍更是“執拗而積極地”一再向大本營申述發動津浦線作戰、占領徐州，使華北、華中連接起來的重要性，要求授權在山東南部擴大作戰。在尚未得到批準的情況下，華北方麵軍決定主動行動，於2月中旬，命令其第十、第五師團在魯南進行“反擊作戰”。3月上旬，第二軍一麵積極準備南進，一麵通過方麵軍再次向大本營申請準予“追剿眼前之敵”，並稱“決非深入南進作戰”。③
在日軍大本營內部，對“不擴大方針”的批評也日益尖銳。陸相杉山、陸軍次官梅津都批評參謀本部“過於顧慮蘇聯，對中國戰線采消極政策”；指責“參謀本部之態度，頗為軟弱，與事變當初完全相反”。④在陸軍省和前線指揮官的巨大壓力下，日本軍部不得不采取措施以滿足“激進派”的要求。3月1日，將參謀本部穩重派的作戰課長河邊他調，而由積極主張擴大侵華戰爭的稻田接任。這標誌著日軍大本營“不擴大方針”轉變的開始。稻田上任後立即著手策劃發動徐州、漢口、廣州作戰，“以期擊滅中國軍之主力，占領抗戰根據地，消滅中國抗戰意念”。日軍大本營迅速批準了第二軍“南進”之申請，準其實施津浦線“掃蕩作戰”。“這樣一來，中央的不擴大方針，崩開了一角”。①排除了“戰局不擴大方針”的人為限製，早已躍躍欲試的侵華日軍，立即行動起來，去實現他們期待已久的目標：打通津浦線，攻占徐州。
李宗仁肩負重任
南京、太原陷落之後，我國的抗戰在軍事上進入了一個困難時期。抗戰五個月來，我軍失去了京滬平津等大片地區，人員和武器裝備的損失極其嚴重，第一線部隊基本喪失，許多部隊已失去戰鬥力，急需休整和補充新的兵源。同時，我軍武漢會戰的準備工作，剛剛著手。而日軍實行南北夾攻，圖謀打通津浦線，奪取徐州，直下武漢。第五戰區所在的徐海地區，成為我軍阻斷敵方南北聯絡的壁壘和拱衛抗戰中心武漢的屏障，其戰略地位顯得更加重要。我軍最高統帥部出於全盤戰略的考慮，在積極加強武漢地區防禦的同時，努力從晉南、豫北抽調部隊增強第五戰區的兵力，並將其作為正麵戰場上新的戰略重點和主要作戰區域。
國民政府在發動八一三淞滬會戰時，即已預見到位於南北兩大戰場之間的徐海地區的重要性。1937年10月12日，軍事委員會下令設立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置於徐州，規定其具體戰略任務為：“確保魯南及蘇北，與敵持久抗戰。”蔣介石為此特調派主張抗戰最堅決的桂係領袖李宗仁將軍出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賦予保衛魯南蘇北地區的重任。
李宗仁，字德鄰，清光緒十七年七月初九日（1891年8月13日）生，廣西臨桂縣人。1908年考入廣西陸軍小學堂。1910年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從事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鬥爭。1913年秋，畢業於廣西陸軍速成學校（由廣西陸軍小學堂改名），入南寧將校講習所，先後任準尉見習官、少尉、中尉隊副，後隨桂係陸榮廷部參加護國戰爭和護法戰爭。1918年任廣東陸軍第二營營長。1921年6月，粵桂戰爭爆發，李宗仁升任統領，旋受粵軍總司令陳炯明改編，任粵桂邊防軍第三路司令。1923年秋，李宗仁在廣西玉林組織“定桂軍”，任總指揮，與黃紹竑部“廣西討賊軍”聯合統一西江，並於此期間加入國民黨。1924年5月，李宗仁以定桂軍總指揮名義通電敦促陸榮廷下野息兵，並親率大軍，聯合黃紹竑部於6月直搗南寧。7月，李宗仁與黃紹竑在南寧組織“定桂討賊聯軍總司令部”，李任聯軍總指揮。9月，陸榮廷通電下野，李宗仁新桂係開始登台。11月，孫中山明令取消“定桂討賊聯軍總司令部”，改組為“廣西全省綏靖督辦公署”，委李宗仁為廣西督辦。1925年1月，李宗仁發起討沈（鴻英）之役，4月克複桂係，大獲全勝。5月，李宗仁在貴縣通電拒唐（繼堯），經兩月激戰，取得昆侖關和沙浦之戰的勝利，至7月下旬，唐軍敗退回滇，新桂係統一廣西遂告成功。
1926年3月，李宗仁任國民革命軍第七軍軍長，5月派部入湘增援湘軍第四師師長唐生智驅趙（恒惕）之役，揭開了北伐戰爭的序幕。李並親赴廣州，請國民政府乘機出師北伐。7月9日，國民政府在廣州舉行北伐誓師大會，正式宣布北伐，李宗仁親率第七軍2萬餘人與張發奎第四軍進入湖南，會同唐生智第八軍對直係軍閥發動正麵進攻。李宗仁率部先後參加了汨羅江之戰、賀勝橋之戰及武昌攻城戰，並擔任攻城總指揮。9月，李宗仁被調增援江西，經箬溪、德安、王家鋪之戰，擊敗了孫傳芳所部謝鴻勳旅，扭轉了江西戰局。10月，李宗仁指揮第七軍與第四軍破敵於馬回嶺。江西底定之後，李宗仁任北伐中路軍江左軍總指揮，率所部沿長江東下攻取安徽。
1927年3月，李宗仁任武漢國民政府委員和軍事委員會委員。月底，應蔣介石之邀，李宗仁赴上海，參加蔣介石召集的“清黨”秘密會議，參與蔣介石發動的四一二政變。七一五汪精衛在武漢實行“分共”後，李宗仁聯合何應欽逼蔣介石下野，南京國民政府的實權落入桂係手中。8月22日，李宗仁親赴廬山與汪精衛會談寧漢合作，決定將武漢中央黨部、政府及軍委會遷寧。8月28日，李宗仁等寧漢雙方將領29人聯名通電繼續北伐。次日，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分別率部向在龍潭渡江反撲的孫傳芳五省聯軍進攻，取得龍潭大捷，生俘孫軍3萬餘人。9月，寧、漢、滬三方在南京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李宗仁任“特委會”委員，並任國民政府委員及軍事委員會主席團成員。11月，汪精衛在武漢策動唐生智反對“特委會”，李宗仁等發動西征討唐之役，擊敗唐部，控製兩湖。
1928年3月，李宗仁被任命為武漢政治分會主席，桂係軍隊被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李任總司令，參加蔣介石複職後發動的二次北伐。第四集團軍以白崇禧為前敵總指揮，沿平漢線北上，6月進入北京（後改為北平）。7月，李宗仁出席蔣介石在北平香山孫中山靈前召開的北伐完成祭告典禮，旋又同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等討論裁兵問題，通過《軍事整理案》及《編遣部隊之裁遣方法》兩議案。
1929年1月，李宗仁出席蔣介石在南京召開的編遣會議，因裁減北伐各集團軍意見分歧，蔣桂矛盾激化。3月，蔣桂戰爭爆發，李宗仁兵敗，出走香港。11月，國民黨改組派在滬發起“護黨救國運動”，策動地方實力派起兵討蔣，李宗仁被委任為“護黨救國第八路軍總司令”，聯合張發奎攻粵反蔣。1930年2月，李宗仁等桂係將領聯名致電閻錫山擁護其反蔣主張，並派代表赴太原聯絡。4月，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分別在太原、潼關、桂平就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副司令職。5月中原大戰爆發。6月，張（發奎）桂聯軍派兵參加閻馮討蔣，攻占長沙、嶽陽，武漢震動。7月，北平擴大會議開會，李宗仁列名讚同“成立宣言”。隨著中原大戰閻馮軍事失敗，桂軍亦退回廣西。
1931年5月，陳濟棠、汪精衛聯合各反蔣派係，以胡漢民在南京湯山被蔣介石軟禁為由，再度集會廣州，召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另立“國民政府”，出現寧粵對立局麵。桂係加入了此次反蔣聯盟，李宗仁出任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寧粵雙方在湖南兵戎相見，由於九一八事變發生，雙方才沒有釀成大規模內戰。幾經周折後，蔣介石被迫於12月再度下野，廣州方麵同意取消“非常會議”及“國民政府”，改設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李宗仁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和西南政務委員會委員，與陳濟棠分掌兩廣實權。
1932年初，李宗仁在廣西黨政軍聯席會上發表了抗日反蔣的講話。他說：“現在我們的國賊是獨裁者，故我們要消滅他，才可以抵抗外敵。”①表明他主張先反蔣而後抗日。這是桂係鑒於當時南京國民政府對日不抵抗政策而作出的決定。他們對於蔣介石依靠列強幹涉來阻止日本侵華的做法表示強烈不滿。李宗仁說：“帝國主義者同是壓迫我們的，所不同者經濟侵略與土地吞並而已。我們自己若不振奮起來，保衛國土之完整，必致‘人為刀俎，我為魚肉’……”；“若靠帝國主義起來替我們打抱不平，自己不求振奮圖存，這是很可恥之觀念。所以解除困難要靠自己努力，我們乘第二次世界大戰未降臨以前，要趕緊充分的準備，才不至吃虧，我們的民族才有生存的希望。”①
1932年11月2日，李宗仁在南寧發表《複興中華民族是我們唯一的任務》的演講，指出救亡圖存的方法，最切要的，莫過於訓練民團；辦民團，一麵是在組織民眾訓練民眾，使民眾軍事化，以準備全國總動員，一麵是在灌輸知識給民眾，使大眾的文化水平提高，以促進社會的生產。並希望民國幹訓隊學員“到鄉村去，把政治基礎弄好，以便推而至於一縣，以至於一省、一國，把中華民族複興起來”。②
1936年4月17日，李宗仁在廣州發表“關於中日問題”的談話，闡明了桂係的抗日主張。他指出：“必須發動整個民族的解放戰爭，本寧願全國化為焦土亦不屈從的決心，用大刀闊斧來答複侵略者。”③這是他第一次提出“焦土抗戰”的口號，顯示了一種不惜犧牲、拚死衛國的精神。他呼籲“中國人民一致團結起來，焦土抗戰，在短期內發動整個抗日戰爭。”④他的講話順應了全國人民的抗日要求，因而受到了國內各界的普遍讚揚。
為了實現抗日主張，李宗仁一麵大力整頓廣西內政與軍備，提出“三自”（自衛、自給、自治）、“三寓”（寓兵於團、寓將於學、寓征於勞）、“建設廣西、複興中國”的政治口號，由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三巨頭分掌對外政治聯合、對內整訓軍隊、發展省內政治經濟建設事宜，並於1934年前後實現了穩定內部、增加收入、整理軍隊的目標。同年又製定《廣西建設綱領》，準備進一步推進“安內”建設，充實抗日軍事力量。
1936年6月，李宗仁、白崇禧與廣東地方實力派陳濟棠部聯合發動了“兩廣事變”，公開舉起了抗日反蔣大旗。兩廣通電全國，籲請全國黨政軍民各界一致督促中樞領導全國從事抗日，並表示西南方麵已向中央請命，要求“北上抗日，收複失地”；號召“國人一道奮起，與敵殊死作戰”。同時還致電南京政府，宣布兩廣軍改稱為“抗日救國軍”，進軍湖南北上抗日，沿途張貼“反對內戰，一致對外！”“全國抗日勢力聯合起來！”等標語。還組織了抗日請願團，準備北上請願，以壯兩廣聲勢。雖然“兩廣事變”最後在南京政府軟硬兼施之下歸於失敗，但桂係並未因此而改變其抗日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