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地區在抗戰初期的重要戰略地位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華日急。國民政府一麵執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集中力量圍剿紅軍，對付地方實力派；一麵以政治、外交、軍事等各種手段應付日本的侵略，試圖以此阻止或遲滯其侵華的步伐。但是，日本帝國主義亡華野心並不因此而有所收斂，相反，卻益發加快侵略擴張，兵鋒直指我國華北。
在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的嚴重關頭，國民政府在堅持圍剿紅軍的同時，不得不開始進行抵禦日本侵略的軍事準備。
1935年春，中央紅軍長征北上，蔣介石借口追剿紅軍，派兵進入四川，並以西南大後方作為抗戰基地，同時在東南沿海地區加緊進行國防工業建設。
當時中國主要受到日本來自華北和華東兩個方麵的威脅。在華北，日軍兵臨平津城下，策動“華北特殊化”，不斷進行軍事挑釁，華北局勢岌岌可危。在華東，日本駐軍上海，其海軍集結於長江口和東南沿海，直接威脅國民政府的京畿地區。在加強華北防務的同時，國民政府吸取了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的教訓，防備日軍直接從上海登陸，攻擊我國首都南京，在東南沿海京滬杭三角地帶加強防禦準備。因此，華北與華東便成為我國對日國防之重點地區。位於這兩大區域之間的徐海地區，因其地理位置之重要，亦被列為國防要地之一。
從1935年起，至盧溝橋事變爆發前，國民政府曆年的國防作戰計劃都對徐海地區的防務作了專門設計。其目的是為了防備日軍由青島或山東半島沿海岸登陸，爾後西進攻擊濟南，再沿津浦線南下徐州，以截斷我軍的沿海防禦體係，支援南北兩線日軍的侵華作戰。1933年國民政府參謀本部奉命製定當年度國防作戰計劃，關於對日國防也做了軍事上的“應急之處置”。其具體內容共有八項措施，其中：“第三，速成徐海地區之防禦工事；第四，對山東濰河兩岸防禦陣地平時應準備周密之計劃，並密儲充裕之器材。”①《民國二十六年度國防作戰計劃》中寫道：“敵國之軍備及一切物質上均較我優勢，並掌握絕對的製海權，且在我華北造成強大之根據地，故其對我之作戰方針將采積極之攻勢而期速戰速決”，“其主戰場以華北為中心，並以有力之一部沿平綏路西進及由山東半島、海州等處登陸，截斷我南北連絡線，策應其主力軍之作戰，以囊括我華北全部，同時以一部由揚子江口及杭州灣上陸……威脅我首都，並以台灣部隊向閩粵沿海岸登陸，期助援其主力軍作戰進展容易。”②因此，如果抗日戰事一開，我軍除了在華北地區部署抵抗日軍外，“並在山東半島經海州及長江下遊亙杭州灣迤南沿海岸，應根本撲滅敵軍登陸之企圖。”③“山東方麵固守濰河，徐海地區固守運河，以為最後抵抗線”。④
為了準備實施這一防禦計劃，國民政府將徐海地區劃為全國七大作戰區之一，並在徐州設立了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協調處理此一地區抗戰準備及未來作戰指揮事宜。與此同時，依照“以首都為中心逐次向國境線推進”，“先完成各陣地之骨幹，以後逐漸加強”的原則，在各國防重點地區大修戰備工程，到1937年2月止，徐海分區國防工事建設已近全部完成。其中“海州附近陣地”預定的87處國防工事以及“徐州附近陣地”173處國防工事已告全部完成，“徐海分區運河陣地因款項無著尚未標定”。⑤
由此可見，在國民政府的抗日國防戰略中，徐海地區始終為其重點防備地區，這是因為它具有成為連接未來抗日南北兩大戰場樞紐的重要戰略地位。
戰爭之開始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軍閥終於按捺不住侵略野心，發動了全麵侵華戰爭。7月17日，蔣介石發表了著名的“廬山談話”，指出中國已臨“最後關頭”，宣布如果戰端一開，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7月26日，日本利用與我華北駐軍“洽商和平”之機完成了增兵計劃，隨即發起大規模攻勢，到29日，占領平津地區，華北要地相繼淪陷。
8月初，日本政府拋出《日支國交全盤調整綱要》和《日本和平條件》，以苛刻的條件威逼中國停戰投降。對此，蔣介石發表聲明，指出平津之戰隻是戰爭之開始而絕非戰爭之結局，全國人民要“一致決心，共赴國難”，並號召全軍將士“和平已經絕望，隻有抗戰到底”。8月7日，國防最高會議決定：全麵抗戰，采取持久消耗戰略。12日，國防最高會議及黨政聯席會議商決抗戰大計，並推舉蔣介石為陸海空軍大元帥，以軍事委員會為抗戰最高統帥部。
8月13日，中國軍隊對上海日本駐軍發起淞滬會戰。時逢日本海軍正欲在華東開辟新戰場，雙方一觸即發，戰爭不斷升級，曆時3個月，戰況空前激烈。中國參戰部隊達70餘萬人，而日軍亦不斷從其本土、台灣、朝鮮等地調兵增援，並從華北戰場抽調其主力部隊投入上海作戰。最後，日軍從杭州灣、金山衛偷襲我軍側背成功，終於得以占領上海。我守軍在日軍追擊下，逐步後撤，接連放棄兩條既設國防作戰線，退守南京。
12月7日，南京保衛戰開始。我軍以新敗而未及整理之部隊無力抵禦猛進之日軍，13日南京終於陷落，日軍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至此，中日雙方在華東戰場的較量以日軍付出慘重代價後取得勝利而結束。
與此同時，在北方戰場，日軍板垣師團於8月6日進攻南口，我湯恩伯十三軍等部隊奮起反擊，激戰至26日，湯軍向安陽轉移，南口之役結束。9月中旬，日軍第一軍沿平漢線兩側南進於10月底占領河北全境。11月，日軍攻占河南安陽。日軍第二軍第十師團沿津浦線北段向南發動進攻，於10月3日占領山東省西北重鎮德州，爾後停兵休整，等待新的作戰命令。
9月上旬，日軍分兵兩路攻入山西，遭到我第二戰區部隊的激烈抵抗。在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指揮下，晉軍與其他抗日部隊互相配合，在山西形成了團結一致抗戰的局麵。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在平型關一役中殲敵1000餘人，使日軍遭到了侵華戰爭以來第一次失敗，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日鬥誌。10月間，我正麵守軍在八路軍的有力配合下，在忻口一線堅守陣地20餘日，成功地阻止了日軍的攻勢。日軍最後不得不改變作戰計劃，從正太路進攻娘子關，威脅我忻口守軍側背，我軍被迫後撤。11月8日，太原失守，太原會戰結束。
12月16日，蔣介石發表《告全國國民書》，對前一階段戰事作了戰略總結，指出：“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實寄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人人敵愾，步步設防，則四千萬方裏國土以內到處皆可造成有形無形之堅強壁壘，以製敵之死命。”①
淞滬會戰以來全國軍民浴血奮戰所表現的舉國上下同仇敵愾、威武不屈的戰鬥精神，贏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各國記者、傳教士和許多觀察家、訪問者出於對中國抗戰的同情和對中國事務的關注，對中國進行了廣泛宣傳和大力讚揚。
戰時局勢的發展變化
抗戰爆發後，在全國抗日高潮的推動之下，國民政府順應曆史潮流，在實行第二次國共合作、聯合各黨各派共同抗日、開放民眾運動等方麵，作出了一些努力，取得了一定效果。這些舉措對於維係全國民心、鼓舞全國軍民抗戰熱情、促成國內團結抗日局麵起到了積極作用。
首先，隨著抗日戰爭的開始，國共兩大政黨之間的第二次合作得以迅速實現。
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於7月8日通電全國，呼籲實行“全民族抗戰”，同時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致電蔣介石，要求“實行全國總動員，保衛平津、保衛華北，收複失地”。9日，彭德懷、賀龍、劉伯承、林彪等紅軍將領聯名致電蔣介石，要求立即將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作為“抗日先鋒”，“與日寇決一死戰”。①15日，中共中央向國民黨遞交了《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聲明取消紅軍番號，改編紅軍為國民革命軍。17日，中共中央又派出代表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等赴廬山與蔣介石談判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具體事宜。8月4日，紅軍將領朱德等赴南京參加國防最高會議，商討抗日軍事安排，並同國民黨談判紅軍改編等問題，達成了紅軍三個師改編為八路軍的協議。根據協議，8月2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公布紅軍主力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委任朱德、彭德懷為八路軍正副總指揮。25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紅軍改編令，任命葉劍英、左權為八路軍正副參謀長，八路軍下轄三個師：第一一五師，師長林彪；第一二○師，師長賀龍；第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與此同時，原在鄂、豫、皖、湘、贛、閩、浙、粵南方8省邊界地區活動的紅軍和遊擊隊，亦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任命葉挺為新四軍軍長。1938年1月6日，新四軍軍部在南昌成立，共轄四個支隊，兵力共1萬餘人。為便利指揮和聯絡工作，南京、上海、武漢、長沙、南昌、廣州、桂林、重慶、洛陽、西安、太原、蘭州、迪化（今烏魯木齊）等城市均設立了八路軍和新四軍辦事處、通訊處。9月6日，根據國共雙方達成的協議，中共決定改陝甘寧蘇維埃政府為陝甘寧邊區政府，下轄23個縣。9月22日，國民黨中央正式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次日蔣介石發表談話，承認中共的合法地位。②至此，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在國共合作的影響下，國民政府采取了一些積極措施，以開放政權、延攬各方麵人才。9月9日，國民政府成立了“國防參議會”，邀請中共代表周恩來等以及青年黨、國社黨代表參加，廣泛聽取國內各界關於抗日國防問題的建議，蔣介石親自擔任國防參議會主席。1938年1月10日，國防最高會議常務委員會決定設立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以陳誠為部長，周恩來為副部長。4月1日，政治部第三廳成立，應周恩來之請，郭沫若擔任該廳廳長。第三廳在周恩來、郭沫若的領導下，團結了一大批進步文化工作者，對於推動全國範圍抗日救亡運動廣泛深入的開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國民黨在武昌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大會分別聽取了政府、黨務及軍事各項報告，決議修改黨章，選舉蔣介石為總裁，通過了《抗戰建國綱領》、組織國民參政會案及大會宣言。《抗戰建國綱領》共32條，提出了“抗戰建國”的總口號，並“確定三民主義暨總理遺教為一般抗戰行動及建國之最高準繩”。《抗戰建國綱領》從政治、軍事、外交、經濟、教育、文化及民眾運動各方麵規定了國民黨的政策方針，具有抗戰時期根本大法的性質。《綱領》規定：在軍事方麵，“加緊軍隊之政治訓練”，“訓練全國壯丁，充實民眾武力”，“指導及援助各地武裝人民”；在政治方麵，“組織國民參政機關”，“改善各級政治機構”，“嚴懲貪官汙吏”；在民眾運動方麵，“發動全國民眾，組織農、工、商、學各職業團體，改善而充實之，使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為爭取民族生存之抗戰而動員。”規定“在抗戰期間，於不違反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及法令範圍內，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當與以合法之充分保障”。在經濟方麵，提出“經濟建設應以軍事為中心，同時注意改善人民生活”，並提出全力發展農村經濟，開發礦業，推行戰時稅製，統製銀行業務，鞏固法幣，整理交通係統，嚴禁奸商壟斷居奇等項措施。大會宣言指出：“此次抗戰，為國家民族存亡所係，人人皆當獻其生命，以爭取國家民族之生命。”宣言號召全國同胞“以一致之團結，為共同之負荷，使此捍禦外侮複興民族之使命，得以完全達到。”①為集思廣益，團結全國力量，國民政府於1938年7月在漢口召開了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國民參政會是谘詢性質的機關。參政員共200餘名，除國民黨外，還有共產黨、青年黨、國家社會黨及社會民主黨的代表，人才薈萃，便於公開發表政見，反映民意，是各黨各派團結合作的象征。
上述措施，反映國民政府在外敵入侵的嚴峻形勢下，采取了順應民心、努力抗戰的積極態度。當時，國內呈現出空前團結的政治局麵，為我軍奪取台兒莊大戰的勝利創造了不可缺少的條件。
抗戰爆發後，中國麵臨著複雜的國際形勢，各國對於中日戰爭的態度各不相同。
蘇聯堅決譴責日本的侵略，聲援中國抗戰。日本政府一貫反共反蘇，並與德意法西斯政權簽訂防共協定，使蘇聯倍感威脅。抗戰開始後，蘇聯即與中國簽署了《互不侵犯條約》，以各種方式援助中國，並派空軍飛行大隊參加中國抗戰，在武漢等地的空戰中重創日本空軍，許多蘇聯飛行員為保衛中國人民獻出了寶貴的生命。蘇聯是抗戰初期唯一直接給予中國以有力援助的國家。
英國在中國華北及上海等地有大量的利益。日本侵華使英國在華利益受到嚴重損害。但此時英國政府已被德國法西斯的對外侵略擴張搞得焦頭爛額，自顧不暇，一心企圖以妥協來換取和平，對於遠東戰爭，它不願也不能在製止日本侵略方麵作更多的事情。
美國雖然一貫宣稱自己最富於公正、民主精神，但麵對日本對中國赤裸裸的侵略和對美在華利益的侵犯，它卻沒有立即站出來加以譴責。中日戰爭爆發後，美國國務卿先後兩次發表聲明，都隻是空洞的“呼籲和平”，而對日本的侵略行徑不置一詞。10月5日，羅斯福總統發表演講，也隻是提出要像隔絕瘟疫一樣將中日兩個交戰國一起實行“隔離”。美國十分害怕觸怒日本，力求避免卷入中日戰爭的旋渦，它還甚至公然繼續與日本進行戰略物資的貿易，供給日方發動侵略戰爭所需的石油、鋼鐵等戰略物資，從中牟取暴利。
在中日戰爭中法西斯德國的處境最為尷尬。當時納粹德國政府一方麵與日本結成法西斯同盟，成為破壞世界和平的元凶，另一方麵卻又與中國政府保持著多年的友好關係。德國在表麵上視中日兩國均為它的好朋友。它認為：日本侵華應該立即停止或適可而止，而轉移矛頭對付蘇聯，以配合德國的全球戰略，因而希望中國反共，出讓一些利益與日本以換取對日和平。基於這種考慮，德國政府在中日戰爭中扮演了“調停者”的角色。
正當八一三淞滬抗戰激烈進行之時，10月30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奉德國政府之命，在南京會見了國民政府外交部次長陳介，正式轉達了德國政府願意為中日直接談判停戰進行居中調停的意向，並要陳介轉報蔣介石不要對國際幹涉抱有什麼希望，也不要指望九國公約會議的一紙決議就能使日本退兵。德國希望中國立即改變聯合蘇聯抵抗日本的政策，與日方直接談判來結束中日戰爭。
10月31日，陶德曼邀請汪精衛、何應欽等人“共進晚餐”，達成了對日和談的基本原則。11月2日，日本外相廣田會見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提出了日方對華停戰的七項“議和條件”，請他轉告中方。其中包括建立華北與上海兩個非軍事區、內蒙古自治、建立華北新行政機構、停止抗日、共同防共以及降低日貨關稅等項。廣田並且強調，如果中方不接受這七項條件而繼續抗日，日本勢必將把中國徹底打敗，然後再提出比現在更為苛刻的條件，企圖以此迫使中國屈服。次日，陶德曼把廣田的條件及談話內容轉告給了中方。①
11月5日，蔣介石會見了陶德曼。陶氏在會談中勸蔣應及早認真考慮日本的條件，不要等打到精疲力竭之時再與日本談判。蔣介石委婉地表示：如果日本不同意恢複戰前狀態，他就不會接受日方的任何要求，否則他的政府將被輿論的浪潮衝倒，“共產黨就會在中國占優勢”。蔣介石鄭重聲明：如若“日本繼續作戰，中國也不會放下武器”。他還要陶德曼對調停一事要“嚴守秘密”，並自始至終充當中日調解人。陶德曼表示答應。②
然而就在這一天，日軍在杭州灣登陸成功，淞滬戰局開始向不利於中方的方向變化。
德國在華外交人員及軍事顧問團人員在國民政府內上下活動，散布“和談”空氣，而以汪精衛為首的中國政府內“主和派”分子更借機推波助瀾，要求國民政府對日和談停戰。12月6日，正當南京保衛戰激烈進行之時，由汪精衛主持在漢口召開的國防最高會議第58次常務委員會議竟通過了接受日方停戰條件的決議，在國民黨最高決策層內達成了對日媾和的共識，並派孔祥熙向蔣介石彙報這一決定，請他作最後裁定。12月28日，蔣介石召集汪精衛、孔祥熙、張群等討論日方新的和談條件，鑒於日方的條件不斷升級，最後決定對日方之誘降不予理會。
日本方麵並沒有因為同中國政府商談“和平”而停止進攻，並且隨著淞滬戰事的結束和南京被攻占，日軍的氣焰更加囂張。11月九國公約會議的結果，並未對日方造成什麼威脅，隻是對中日雙方各打50大板，這更助長了日本軍國主義的侵華野心。12月21日，日本內閣會議通過了《為日華和平談判事項給德國駐日大使的複文》，提出了更加強硬的對華和談條件，不僅要求中國政府對日“表示乞和態度”，而且要承認偽滿、對日賠款及在占領區設置特殊機構等等，並限定中方於10日內作出答複。①這簡直等同於逼使中國簽訂城下之盟的逼降書。23日，日方又向德方送交了一份書麵聲明，以威脅的口吻警告中方，如不接受日本的條件，日方“就將被迫以完全不同於前此所持的觀點來對待目前的局勢。”②無疑這已是對中方發出的“最後通牒”。
蔣介石接到陶德曼轉來的日方新條件時，表示“極其驚訝”，很難接受。1938年1月11日，日本內閣會議通過《處理支那事變的根本方針》，決定對華繼續用兵；對於國民政府，不再與之談判，而要“設法使其崩潰或使它歸於新的中央政權”。16日，日本近衛政府發表第一次對華政策聲明，表示“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宣稱：“帝國政府於南京陷落後，對於中國國民政府予以反省其態度之最後機會，時至今日，國民政府依然不解日本真意，策動抗戰，……因此帝國政府今後不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期望真能與帝國合作之中國新政權的建立與發展，並將與之調整兩國邦交，協助建設複興的新中國。”③18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發表補充聲明：“所謂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較之否認該政府更為強硬，……所以更不需要發布宣戰布告。”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