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後，我們很快采取了搜捕行動，科隆的一切可疑地點都是我們搜索的對象。每天我都要前往哥德斯堡的聯邦刑事警察局指揮中心，那裏聚集了所有安全部門的負責人。而邊防第九大隊人員，則在哈格拉爾駐地長期處於戰備狀態，我們根本沒有機會回家。
10月13日，漢莎航空公司‘皇冠’號客機被劫持時，我們正好與刑警同事一道，在科隆大學對一幢公寓樓裏約2000個房間進行搜查。有證據表明，施勒耶爾曾經被扣留在這裏，因為，在地下車庫裏我們找到了綁匪的車。就在這時，我接到聯邦總理府下達的命令，要我立即停止行動。當時，我根本不知道出了什麼事。過了一會兒，我的人才向我報告說，一架德國飛機被劫持了。由於應對反劫機行動我們需要準備另一套裝備，因此，我立即將部分邊九人員撤回駐地並更換裝備。接下來，我考慮的問題是應該帶誰去。對攻擊一架波音737飛機需要多少作戰力量，我心裏有數，連專家在內，裏裏外外應不超過70人。但向留守人員講明這一點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們登上了科隆至塞浦路斯拉維卡機場的飛機，這架飛機是根據與漢莎航空公司達成的協議，專供我們使用的。聯邦刑事警察局也派來專家與我們同行。為弄清是誰劫持了這架飛機，我嚐試著與塞浦路斯機場的地麵調度中心進行聯絡，沒想到吃了個閉門羹，對方根本不知道我是誰。後來，我們從竊聽被劫持飛機與塔台的對話裏才得知，劫匪是阿拉伯人，其中一個人還是女的。有跡象表明，他們可能還試圖返回德國。
我建議危機指揮部允許我們留在這個地區，因為，被劫的飛機有可能在附近的任何一個地方降落。我首先建議駐紮在以色列，但這必須穿越一個阿拉伯國家，在當時，中東形勢緊張的情況下，這是不太容易實現的。好在我們後來與土耳其達成了協議，可以飛到安卡拉並首先駐紮在那裏。土耳其向我們提供了全力的支持，德國武官也來照料我們。我們被允許在機場上自由活動，甚至可以跟土耳其士兵踢踢足球。在這種時候，我必須讓我的人忙碌起來，這一點非常重要。然後，我讓所有人員檢查並清洗槍支。這些活動多少能讓我們保持緊張的狀態。
由於巴林和科威特拒絕了劫機犯的降落請求，被劫持飛機最後降落在阿聯酋首都迪拜。我和幾位同事立即乘坐聯邦政府派來的一架小型噴氣飛機飛往迪拜。
阿聯酋國防大臣沙耶希，穆罕默德作為行動指揮坐鎮塔台。他是一位年輕的大臣，畢業於英國的軍事學院，我們是同學，期間關係還相當不錯。可沙耶希卻馬上告訴我，他不會同意讓我行動的。我對此立即表示反對，稱這種事你們幹不了。他不同意我的看法，並請我看看他們由英國顧問培訓的部隊。此時，這支部隊正好在海灣航空公司的一架飛機上進行行動前演練。我認為，‘臨時抱佛腳’的做法不可能令人信服，一旦劫持者開始槍殺人質，我們絕不能坐視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