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意味著，外交部已經開始介入邊防第九大隊的行動了。這之後，施密特總理和根舍外長再次召見了索馬裏大使，施密特總理再次做出保證，絕對尊重索馬裏主權，邊九的行動需要得到索方的允許；另一方麵，總理還保證，這必定會加深兩國之間的友誼。人們已經感覺到索馬裏領導人開始有所鬆動，兩國間的會談最終肯定了我們的計劃，現在的一切都掌握在邊防第九大隊和漢斯—於爾根·維什涅夫斯基手中了。中午過後，我們得知他們為我們獲得了行動許可。這一個營的索馬裏士兵歸我指揮，我讓他們執行機場掩護任務。然後，我乘車前往位於機場邊緣的索馬裏空軍基地進行偵察。‘皇冠’號飛機停在一條滑行跑道上，我試圖從那裏靠近飛機。一名索馬裏上校讓我充當索馬裏空軍司令的陪同軍官，在他旁邊還站著一名蘇聯顧問。這兩個人看來對此並不熱心，我的存在想必讓他們的滋味並不好受。我是作為一個北約國家的成員來到這裏，而他們代表的則是另一方。然而，他們並沒有阻止我做什麼，因為命令是從最高層直接下達的。
我試著對地形進行偵察，並靠近了飛機。當時天空有點霧氣蒙蒙，這個緯度地區的黑夜來的特別快。為了越過一段沙丘土路靠近飛機，我必須穿過一段1500米的開闊地。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但為了不引起敵人的注意，我們不能使用人工照明。當一切都偵察完畢後，我又回到了基地。
此前，指揮部的飛機搭載邊防第九大隊的成員已飛抵距摩加迪沙半小時飛行距離的吉布提。我用無線電通知他們，在黑夜來臨前必須到達摩加迪沙。同時，我們讓索馬裏空軍的飛機起飛，以免我們的飛機到達時讓劫機犯感到突兀。大約19時，邊防第九大隊的人來了，我們的隊員熱情高漲，一下飛機就急著向我請命。‘是的，’我回答，‘你們已經看到這裏發生什麼了。’”
邊防第九大隊總是保持著高昂的士氣，這一點毫不誇張。任務極為崇高：保護生命。魏格奈爾上校已經為行動做好了準備，隊員們完全信任他。在這樣的行動中，自己總會有損失。每個人都會說，好了，讓它發生好了。你可以當個旁觀者，但人們也會說：首先你是自願的，其次，這是一件好事。正如一位同伴形容的那樣，我們就是那些絕不手軟的理想主義者。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千載難逢，能救人於水火的機會。”
當行動被允許時，還有幾個障礙必須解決。魏格奈爾上校繼續談道：“期間，我已經與維什涅夫斯基談過於，他也向危機指揮部和施密特總理做了彙報。施密特總理同意開始動手。他讓我接聽無線電話並親自向我下達攻擊命令。我感到很興奮。我向他說，我不能保證沒有損失，沒有人可以保證這一點，但我們都受過良好的訓練，堅信可以百分之百地成功。這句話對他是個極大的安慰。他說：‘我負政治責任，你們做你們該做的事情，做你們學到的東西，我們也相信你們可以做到’。就這麼簡單。整個行動沒有人向我指手畫腳，甚至連維什涅夫斯基也沒有這樣做。從一開始他就講，那是你們的事情，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有趣的是，邊防第九大隊中也絲毫覺察不到浮躁的氣氛，相反他們都保持著最好的狀態，每個人都準備好了自己所學到的東西。我的司機還說，但願行動開始時不會再出現一個冒失鬼。我讓副大隊長帶一個組埋伏在山丘的陣地裏，執行狙擊和觀察任務。這樣，飛機上的一切事情都逃不過我們的眼睛。根據與觀察隊員的無線電通話聯絡，我們隨時都掌握著每個劫機者的位置。此外，我們還和我們邊防第九大隊的心理學專家薩勒夫斯基一道製定了一套談判方案，我們要讓劫持者相信，德國政府會答應他們的要求，會釋放‘赤軍’的成員和另兩名關押在土耳其的人。
劫機者中為首的穆罕默德是個飛機行家，曾受過培訓，熟悉飛行時間和空間計算，非常清楚一架飛機從法蘭克福到摩加迪沙需要多少時間。我們同樣也經過了精確計算，並把對時間因素的考慮納入整個方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