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形勢突變，穆罕默德變得有些狂躁不安。他讓手下將乘客綁起來，並往其中幾個讓他感到討厭的乘客身上澆白酒，威脅要將他們燒死。他叫喊道：‘都結束了，結束了！’此時，機艙裏的空氣頓時凝結了。然而，當聽說‘交換程序’正在按計劃進行（當然是假的）時，他又恢複了平靜。到了晚上，他甚至興奮地談論起交換的細節。對我們來說，這自然是一個良好的跡象，我們正巴不得他們這樣。
我們認為，最好能在午夜後實施攻擊行動。我們已經探明，在飛機前部的駕駛艙及一等艙內有三名恐怖分子，但第四名的位置我們尚不知曉。我請求塔台上的談判小組盡可能把他們拖累。這點很關鍵，他們的注意力不能太集中。”
事實上，在解決這場危機的整個過程中，談判小組和邊防第九大隊心理學專家的工作是極為關鍵的。沃爾夫岡·薩勒夫斯基說：“我們和魏格奈爾製定了一個計劃，讓恐怖分子集中在駕駛艙裏，重要的是阻止他們炸毀飛機，這種危險無時無刻不存在著。有時，同恐怖分子的談判是非常激烈的。我們要做的，就是讓他們和我們保持通話，然後就此拴住他們。”
總攻的最後時刻就要來臨了，魏格奈爾永遠忘不了那一刻的情景：“正如我們期待的那樣，恐怖分子持續保持著神經高度緊張，並逐漸靠攏在一起。將近午夜時，我們出發了。在附近待命的6個作戰小組和一支預備隊，還有部分拆彈專家開始向飛機靠近。同時，位於山丘的觀察哨和狙擊人員不斷向我們報告最新的情況。一切都很順利，很正常。
索馬裏人正在執行另一項任務，即點火。在非洲，火具有不同尋常的魅力。我交待他們，把這個區域圈起來，任何人在這段時間裏，既不能進，也不能出。在距離飛機兩百米的地方，索馬裏人將火點了起來，這立刻引起了恐怖分子的警覺。穆罕默德叫嚷起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會著火？我們回答，我們必須去塔台問一下才知道。然後我們通知他我們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如此這般。這期間，我的特種小組已經潛到了飛機的底部。我向各單位下達了總攻命令，就像在平常訓練中做的那樣。為了保險起見，我還將命令錄在了磁帶裏，然後又用磁帶重複了一遍。2時05分，進攻開始了。”
衝進飛機前的感覺是永遠難以抹去的，一名邊九隊員講述了他的記憶：“就像一次演習，隻不過火力要猛烈些。我並不懼怕這樣的行動，在摩加迪沙也不例外。這正是檢驗訓練方案是否正確的好時機。每一個戰術細節我們都訓練過，所以我們對要冒多大風險一清二楚。在這種行動中，隻能自己對自己負責。如果中彈，隻能當作運氣不好，這是誰都決定不了的。我們不僅要對同伴負責，而且更多地是對那些手無寸鐵的人質負責。最輕微的聲響或稍不留神都可能驚動敵人，那些無助的人就可能因此慘遭毒手。要說有壓力，正是這種責任感造成的。時間在出擊前的一刻仿佛停止了運轉，空氣靜默得令人窒息。雖然動作練習了千百遍，但在此危急時刻，誰都不能預見對手會有怎樣的反應。我們隻能寄希望於談判人員和偵察員。每個人都必須相互信任。我並不感到恐懼，確切地說，壓根兒沒有想到過自己。該做的事早就做好了，實際作戰中哪裏有時間進行考慮。”
一聲爆炸，火光驟閃，魏格奈爾率先衝進了“皇冠”號。魏格奈爾回憶道，“右前方小組受到狙擊，第二組馬上跟上。雙方立刻交上火。我們的一名同伴被擊中脖子——這是此次行動中惟一受傷的人。急救人員立即前來急救。
第一個中彈的是一個名叫馬默德的劫機犯，他連中六槍，被當場擊斃。接下來是那個叫安莎麗的女匪，她倒在地上時，還沒有死。我們還沒來得及處理她，第三個人卻突然站在我的麵前，但立刻被兩邊的交叉火力撂倒。最後一名劫機者卻不知躲在於什麼地方。這時衛生間裏突然槍聲大作，我們毫不猶豫地朝衛生間開火。一切就這樣被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