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性作為人類的終極理念，本質上是一種範導性的理想。它對於我們的經驗生活而言，僅僅具有引導和調節的作用。另一方麵，曆史發展的事實告訴我們，人類可以通過自己的實踐不斷揚善避惡，改善自己的生存處境，即不斷趨向於那個範導性的理想。人類社會發展的這樣一種良好態勢既然不是理論思維及其所形成的範導性理想的直接結果，又是出自哪裏呢？筆者認為，這種社會發展具體的良好態勢就是實踐思維籌劃的結果。因此，在這一部分筆者將圍繞實踐思維對社會實踐的籌劃，來探索一種真正可以實踐的總體，即根據非邏輯推導的實踐思維統合而成的一種建構性總體。由於這種總體是根據實踐智慧構造而成，是一種可以實踐的總體，因而本書稱之為實踐總體。
前文已經論及，亞裏士多德開始意識到理論和實踐的區別，並對它們的原理和有效性等方麵內容進行了詳細探究。例如，在《形而上學》中，亞裏士多德區分了感覺、記憶、經驗、技術、智慧等各種不同的認識種類，並明確指出了各種知識的原理和適用範圍。在他看來，感覺、記憶、經驗都是個別性的知識，而技術與智慧則是屬於普遍性的知識，個別性的知識隻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普遍性的知識不僅知道其所然，也知道其所以然。因此，普遍性的知識是一種比個別性知識更加高級的知識。但在知識的效用性上，它們的關係剛好相反。他以經驗與技術的知識為例進行論證：“倘有理論而無經驗，認識普遍事理而不知其中所涵個別事物，這樣的醫師常是治不好病的；因為他所要診治的恰真是些‘個別的人’。”亞裏士多德：《形而上學》，吳彭壽譯，商務印書館，北京，1959年版，第2頁。盡管個別的、經驗性的知識隻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屬於比較低賤的知識，但它們卻比高貴的普遍性的理論知識更加實用。為了更好地區分關於個別的實踐知識和關於普遍的理論知識，亞裏士多德在不同的著作中分別對它們進行了論述。他在《形而上學》中主要探討了普遍性理論知識的原理及其適用範圍，在《倫理學》中則係統地探討了個別性實踐知識的原理及其適用範圍。遺憾的是，亞裏士多德這種區分長期以來沒有得到人們的重視和關注，理論和實踐的建構長期以來被人們非批判地同一起來。即使理論和實踐出現較大的反差，人們往往要麼把原因單純地歸結為理論的錯誤，要麼單純地歸結為實踐的不合理，幾乎沒有人從理論和實踐各自不同的特質方麵找原因。
徐長福在亞裏士多德關於思維方式區分的基礎上，洞察到了理論與實踐的異質性，他詳細探索了理論和實踐的區別與聯係。在他看來，理論和實踐分別形成於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即理論思維和實踐思維。兩種思維都有自己特定的適用範圍，“要完整理解這兩種思維方式，還必須將邏輯性維度和價值性維度結合起來。如是，理論思維可稱為內部非價值的邏輯化的思維方式，而工程思維則可稱作價值化的非邏輯的思維方式。理論思維的價值功用在於分門別類地發現屬性間的必然聯係，工程思維的價值功用在於將位於不同聯係係統中的屬性複合為一個工程整體。前者力求有約束力的客觀道理，後者力求有操作性的主觀設計；前者服務於後者，後者服務於工程的實施，即實踐。”徐長福：《理論思維與工程思維：兩種思維方式的僭越與劃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2002年版，第95頁。因此，要想真正設計出具有可實踐性的目標，必須盡可能全麵地權衡參與其中的每一個要素，即既要考慮參與其中的每一個要素關涉的理論的邏輯一貫性，又要考察眾多要素組合在一起的可行性。
如何能夠達到這個目標呢？亞裏士多德認為，這樣一種總體的建構需要運用“實踐智慧”（phronesis）。“實踐智慧在於深思熟慮，判斷善惡以及生活中一切應選擇或該避免的東西，很好地運用存在於我們之中的一切善的事物，正確地進行社會交往，洞察良機，機敏地使用言辭和行為，擁有一切有用的經驗。記憶、經驗和機敏，它們全都或源於實踐智慧，或伴隨著實踐智慧。或者，其中的有些興許是實踐智慧的輔助性原因，例如經驗和記憶，但另一些卻是實踐智慧的部分，譬如深思熟慮和機敏。”苗力田主編：《亞裏士多德全集》第八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1994年版，第460頁。引用的時候，用“實踐智慧”替換了“明智”。由此可見，實踐智慧的根本特點是深思熟慮和機敏。深思熟慮就是盡可能全麵地兼顧每一個與實踐相關的要素，機敏就是要善於見機行事。深思熟慮和機敏就作為實踐領域的智慧，是一種不同於理論智慧的智慧，其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就是“湊在一起的東西”苗力田主編：《亞裏士多德全集》第八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1994年版，第289頁。。實踐智慧憑借機敏和深思熟慮，能夠全麵而又靈活地綜合考慮各個不同的要素在實踐當中的作用，以使實踐達到一種整體的最大良善結果。因此，實踐智慧既是一種多向的權衡，又是一種綜合的考慮。實踐智慧就是一種使人事變得更好的智慧，它能使人的倫理和政治行為更加符合整體善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