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主義似乎從尼采的思想中找到了靈感，它們極力地批判傳統，尤其是批判傳統哲學的總體觀。在它們看來，傳統哲學的總體觀是一種壓抑形式，它以總體的形式壓抑了部分，以本質壓抑了現象，以中心壓抑了邊緣。因此，必須驅除這種以壓抑為特征的總體，代之以獨立的碎片。於是乎，碎片取代了總體，差異取代了同一，世界變成了一個絕對多元的世界。“怎樣都行”，哲學變成了一種玩弄碎片、沒有任何規則的遊戲。然而，就是在這樣一種碎片化的世界中，人們非但無法找回失落的價值和尊嚴，反而麵臨一種更加淒慘的局麵：信仰缺失，道德滑坡，價值虛無，無家可歸，一切陷入一種無意義的狀態之中，人類麵臨一個失去生存根基的狀況。
顯然，破碎的現實與人的生存之道是背道而馳的，人類的形而上學本性決定了我們隻能選擇總體之路。隻不過這種與人類生存相一致的總體，不可能是傳統哲學所主張的那種總體，而是一種具有實踐特質的有限總體。在這種總體中，同一性和差異性能夠得到有限的統一，同一性作為一種範式，能夠自覺地引導和規範各種差異性，以使各種差異性呈現出一種秩序性，同時，差異性也不排斥同一性，它是同一性成立的前提，隻有這樣，總體才能夠真正與人的生存與發展密切聯係起來。
本書通過對哲學史上各種具有代表性的總體性觀念的考察，基本上闡明了傳統哲學總體觀在實踐時所遭遇困境的原因，並在這個基礎上提出了一種走出總體觀的實踐困境的出路。這是一種在真正實踐（“做”）意義上對總體範疇的考察，其最終的理論依據是亞裏士多德的實踐智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隻是我們對總體範疇的實踐意義的一種探討，而不是一勞永逸的解決。事實上，總體問題作為一個哲學問題，是一個永遠都無法完全解開的“謎”，任何關於它的闡釋，都隻能是其中的一個相對有限的“謎底”。正如雅斯貝斯所指出：“關於我們能夠認識總體之曆史真相及當下真相的觀點，是錯誤的。這個所謂的總體是否存在，本身是一個疑問。不管我把時代看作是一個精神原則，還是看作一種特定的生活感覺，或一種社會結構，或特殊的經濟秩序，或特定的政治製度——不管取哪一種看法，那被我所把握的，都不是總體的最終根源，而僅僅是可以達到的諸考察麵之一。”卡爾·雅斯貝斯：《時代的精神狀況》，王德峰譯，上海譯文出版社，上海，1997年版，第24—25頁。因此，任何關於總體問題的探討，都不可能有一個絕對肯定的答案，關於總體問題的探討仍然在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