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最關鍵的問題是體製的問題。有人說是課文選得不好，我覺得這不是第一位的，這個體製指揮著老師怎麼講這個課。據我看很多課文是好課文。不好的課文也可以講好，或者講出它為什麼不好。我當過三年中學老師，很艱難，我要兩條腿走路。我不能專門講真話，那樣學生考試就通不過。我得告訴學生真理是什麼，然後告訴他們怎麼應付考試，這等於增加了我一份工作。但我覺得應該這樣。這套體製決定了它的考試方法是個指揮棒，它把所有的東西都弄成四個答案，選一個對的，其實通常四個都對。幾次下來學生對文學語言一點興趣都沒有了，學習熱情完全被挫傷了。教參由一個參謀成了主人，躍居於教科書之上。你把形式改了，教參自然就不權威了。不打破這個統一考試的模式，一切改革都無從談起。如果還這樣考試的話，換什麼篇目都無濟於事。我們現代化程度這麼高了，還需要一個活人在課堂上講，就是需要他現場發揮，麵對麵地把東西灌輸給學生。高考體製在20世紀80年代還是利大於弊的，它是在大學多年沒有招生的情況下，恢複起這樣一套體製，這個體製和平反昭雪等政治背景是掛鉤的，這個體製恢複起來就有了一個公正的、民主的選拔人才的途徑，使很多人憑著分數改變了社會地位。很多偏遠山區的聰明青年憑一紙試卷就進了大學，但那時的題目、體製沒有現在這麼機械、刻板，沒有說出一個作文題、給一個材料，隻能有一種理解方法，還沒到這種程度。但到了20世紀90年代，我感到弊大於利了，而且越來越向這個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