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公平易近人，從不擺官架子。”這是不少人得出的共同印象。有的僑胞帶著疑懼回國，因為聽國民黨的宣傳聽得太多了。但隻要同廖承誌見上一麵，聽他哈哈地談上一通，一切隔膜疑懼便會飛到九霄雲外。
廖承誌幽默、爽朗、然而，可不要以為廖承誌便是一個什麼事都辦、不分原則的哈哈公。
六十年代初，馬來西亞有位華人回國觀光，這位先生在馬來西亞政府裏任職，擔任一個實業局的局長。這次奉官方派遣，負有秘密使命。他找到廖承誌，拿出了一件東西。廖承誌接過一看，細細讀了上麵的文字，知是散發給馬來西亞共產黨遊擊隊的“回歸證”，他心中已經明白，他望了望對方幽默地聳聳肩，攤了下雙手，表示無可相助。
對方問：“政府不是說過不輸出革命嗎？”
“是的！”
“不支援馬共遊擊隊武器！”
“我們僅在道義上支持！共產主義不能強加給哪一個國家，革命要靠馬來西亞人民自己的覺醒。我們不支持也不反對你們政府的任何策略，不幹涉內政，但要我們充當說客勸降。或者讓馬共放下武器回歸，都是不可能的，因為各國共產黨是獨立的，這是必須尊重的原則。”
“能不能請周恩來總理······”他一下子覺得自己過於急切，顯然對廖承誌有些不恭。
廖承誌並不放在心上，便說：“閣下要見總理，這我早已安排，不會變更的，至於這張‘回歸證’，我看留給我作紀念倒的挺好啦！”
對方沒再說話，由於廖承誌如此嚴肅拒絕，心裏忐忑不安，總覺得此行非受冷遇不可了。哪知，廖承誌十分熱情地岔開話題，依然是一往情深，哈哈聲不絕。
第三天，他榮幸地得到周恩來總理的接見，他雖然沒再拿出勸降的回歸證請周恩來幫忙說服馬共投降回歸，周恩來卻依然正式回答了他。周恩來說：“我同意廖承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國共產黨的獨立自主的權益。中國不能一邊反對老子黨，一邊自己去當老子黨，向兄弟黨發號施令。勸降這件事，到此畫個句號！”
這位華人雖然未能如願地完成馬來亞政府交給的任務，但廖承誌的熱情卻使他載春而歸。
他就是這樣，在原則問題上從不含糊。
有人把廖承誌比作長春柳，說他風骨飄逸，入鄉隨俗，無論多麼艱難困苦的環境，他都能生根，象長春柳那樣十分多姿卻從不做作，俊逸卻樸素無華，堅韌不撥，謙遜，柳枝兒低垂，從不自誇。無論把他插在哪，他總給人以綠蔭，給人以賞心悅目、令人心醉的綠蔭。
有人把廖承誌比作鬆樹，挺撥屹立，端莊而不嬌柔，高潔而不孤芳，鐵骨錚錚而不傲岸，無論冰刀霜劍，風鞭雨箭，都不能使其屈服。更有人把他比作榕樹，魁偉，莊嚴，堅韌而強勁，他盤根錯節，樹幹粗壯，是一位氣宇軒昂的壯士，他的根紮得很深，伸得很遠。熱帶的颶風可以折斷長春柳，連根撥起青鬆樹，他卻堅挺如山，風魔奈何不得他。柳樹、鬆樹的品格他都具備，翠珠華蓋般的巨大外形和安祥、深沉的內心，統一和諧地表現在他身上，更見氣質非凡。
然而，廖承誌自謔稱之為“我是榴蓮！”
時間在飛逝。這是1966年的秋天。
珠江口外，伶仃洋麵。一艘豪華的客輪象座飄泊的城市，“光華”輪上五星紅旗迎風招展。
廖承誌手扶窗欄，站在快艇駕駛台舵手身旁，雙目時時遠眺，他的心不光飛到了遠洋客輪上，而且越過重洋，已經飛到馬六甲海峽那邊的棉蘭，飛到了雅加達，那裏的僑胞正在受難，在流血，在遭受著比地獄還要痛苦的煎熬。
他此行是要到“光華”輪上，妥善安排這艘海輪去印度尼西亞接回受難華僑的事宜。
他最不願意當“接僑辦主任”，最不願意去接僑，因為這意味著在有的國家華僑受迫害，家破人亡。但是，這種不幸卻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了。
1959年12月，印度尼西亞發生大規模反華、排華；
1960年7月，印尼又再度反華，殺害無辜的華僑；
1962年10月，在中印邊境戰爭中失敗的印度當局，把四萬名華僑押往沙漠集中營，作為報複；
1965年10月，印尼反華更加升級，焚燒華僑商店，搶掠華僑住宅，屠殺華裔華僑居民，把四十萬人關進了集中營。
不能袖手旁觀。我國外交部連連抗議，我國政府成立了接待、安置歸國華僑委員會，由廖承誌出任主任，多次派船出國迎接要求歸國的難僑。
這艘“光華”輪，便是１９６６年派往印尼的首批接僑客輪。
快艇靠上“光華”輪右側船舷，廖承誌快步攀登上去，聚集在甲板上的接僑人員圍上來，跟他握手，七嘴八舌地問：“廖主任什麼時候開船啊！”“廖主任咱得快走，聽說集中營裏的華僑天天有病餓而死的！”
人們都集中到大餐廳來了，廖承誌首先代表黨中央和僑辦向大家致意。接下來對大家說：“同誌們，黨中央派你們前往印度尼西亞去接難僑，這個任務既光榮又艱巨，而今天我又要加上一個詞‘危險’。我們的接僑船出珠江口，下南海要經過越南南方沿海，航行三千海裏才能到達雅加達。經過南越外海時，很可能會遭遇美國飛機的跟蹤盤旋，甚至轟炸掃射，你們看，芽莊、頭頓和西貢的敵機要封鎖這條航線是十分容易的，特別是對懸掛中國國旗的船隻的挑畔更是瘋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