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時期
明清兩代是我國曆史上的近世時期。
這一時期的戰爭，主要是鞏固統一的戰爭和反抗外來侵略的戰爭，反映了我國封建社會鼎盛時期的特點。
明清時期的軍事技術有較大發展，古代火器達到鼎盛，出現了炮兵、輜重兵，軍隊裝備和編製也隨之發生了巨大變化。
而作戰指揮和戰術運用也在發展，出現了集中兵力的殲滅戰，冷熱武器並用的協同戰，及依靠人民的衛國戰等，體現了運籌帷幄，決勝千裏的戰爭藝術。
北京保衛戰或稱京師保衛戰，是明朝在兵部尚書於謙領導下，將蒙古瓦剌首領也先所率攻打北京的大軍擊退的戰爭，時間是1449年。於謙和主戰派官員領導和組織的京師保衛戰，取得了勝利，粉碎了瓦剌軍企圖奪取北京的野心，明王朝轉危為安。
北京保衛戰的勝利，不僅加強了京師部隊的戰鬥力，而且還組成了一支戰鬥力較強的機動兵力，使瓦刺軍不敢窺視京師，並且還促進了邊防建設，收複了許多要塞和重鎮，使明王朝的統治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
元朝被推翻後，一部分殘餘勢力逃往漠北，曆史上稱作“北元”。北元殘部經曆了幾十年的演變和分裂，分成韃靼和瓦剌等部。
至15世紀中葉，瓦剌部在其首領脫歡、也先的統領下逐漸強盛起來，並統一了蒙古各部，成為明王朝北方的勁敵。
1449年2月，蒙古瓦剌部落太師也先以明朝減少賞賜為借口，兵分四路，大舉攻明。宦官王振不顧朝臣反對，慫恿明英宗朱祁鎮禦駕親征。
行至土木堡，就是現在的河北懷來東，被瓦剌軍隊追趕上來，把明軍團團圍住，兩軍會戰，明軍全軍覆沒，王振被部下殺死，明英宗被瓦剌軍俘虜。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土木之變”。
消息傳到北京，群臣相對而泣。朝議中，有人提議國都南遷以解救國難，兵部侍郎於謙站出來，義正詞嚴地予以斥責，並主張現在應立刻調集勤王之兵，誓死守衛京師。
於謙的意見得到了多數朝臣的支持。於是，朝廷任命於謙為兵部尚書，負責部署保衛北京的事宜。
於謙受命於危難之秋，首先調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直隸沿海備倭軍，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緊急集中北京，又派人到京畿、山東、河南等地招募兵士，速成訓練，以備調遣；將通州可供京師一年之用的數百萬石糧米運入北京，加強了後勤實力。
緊接著，於謙組織軍民加固城牆，並疏散城外周圍居民，加大防禦縱深。又命工部趕造兵器戰車，同時將南京庫存的軍用物資趕運來京。還派人到土木堡收集明軍丟棄的盔甲兵器，以充實戰備。
經過這些措施的實施後，在短時間內就組織起了22萬兵強馬壯的守衛大軍，明軍的守城實力迅速得到了加強。
10月，也先率瓦剌軍分三路大舉攻明。東路2萬人取古北口，即今北京密雲東北，作為牽製力量；中路5萬人，從宣府方向進攻居庸關；西路由也先自率10萬主力，挾持明英宗，經大同進攻紫荊關，即今河北易縣紫荊嶺，企圖從東、北、西3個方向分進合擊，一舉奪占北京。
也先由熟知紫荊關設防部署的被俘太監喜寧引導，率軍偷越山嶺，內外夾擊，攻克了紫荊關。此後，又揮師南下，經易州，即今河北易縣北上直逼北京。
於謙得到瓦剌入侵的戰報後，立即奏請明景帝朱祁鈺，急調各地宗室的部隊進京勤王，以配合北京守軍夾擊瓦剌軍。接著於謙召集抗戰指揮集團，商討作戰方略。
針對敵人的來勢，兵馬司提出，拆毀城門外民房，實行堅壁清野，以利於戰守。都督王通發表意見說：發動軍民在城外挖深壕，前築工事據守。
總兵石亨則主張軍隊全部撤入城內，盡閉9座城門，堅壁死守。眾將領雖然意見不盡一致，但都認為瓦剌軍來勢凶猛，應先避敵鋒芒，以守為主。
於謙不同意這些意見，認為不應該消極防禦，他向眾將領陳述了自己的主張：“瓦剌現在氣勢囂張，據守不戰則表示我們害怕他們，這就會更加助長敵人的氣焰。我們不能示弱，讓他們輕視我們。我認為應該列陣於城外，用衝鋒來迎戰他們。”
眾人聽後，也覺得拒敵於城外更為主動，都同意了於謙的主張。最後，於謙同眾將領協商製定了依城為營、以戰為守、分調援軍、相互配合的作戰部署。
於謙隨即將調集的22萬軍隊依城列陣於9門之外，都督陶瑾、劉聚等將領分別統兵列陣於安定門、西直門等城門下，於謙則同石亨指揮諸軍，並親率副總兵範廣、武興列陣在德勝門外，擋住瓦剌軍的來路。同時派都督王通、副都禦史楊善率一部分兵力防守城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