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大膽地想象一下，假使拿破侖以顧問的身份參加軍事會議，並就向阿爾科萊進軍，實施裏沃利會戰計劃，越過聖貝爾納山口的行動，以及在烏爾姆或格拉和耶拿實施機動等問題提出建議，那麼將會有什麼情況發生在這次軍事會議上呢？有兩種情況，膽小的人可能認為這些行為是魯莽的，甚至是瘋狂的，而另一些人雖然膽子不小，但沒有堅定的意誌，認為執行這些建議時會遇到重重阻撓，最終的結果就是所有人都可能否定拿破侖的建議。如果情況與此相反，拿破侖的建議被軍事會議采納了，但是執行人不是拿破侖自己，而是由別人去執行，那麼這些建議注定是要失敗的。
所以我認為，對於總司令來說，軍事會議的幫助其實並沒有想象中的那麼多。隻有二者意見完全一致的情況下，軍事會議的作用才是有益的。因為隻有在這種情況下，總司令才能相信他的部下已經徹底地領會了他的意圖，一定能盡全力讓他的意圖得以實現，故而更加堅定自己的決心。這才是軍事會議作為一個永遠隻能起谘詢作用的機構所能帶來的唯一的益處。但是，假如在這種會議上不僅不能統一意見，反而發生分歧，那麼最後留下的隻能是不幸的後果。
據前麵所述，我認為，在無法找到一個經過多次戰爭考驗，積累了一定經驗並富有天才的偉大統帥時，組織軍隊的統帥部最好堅持的原則便是以下幾種：
（1）擔任軍隊指揮官的人必須是一個在戰鬥中勇敢果斷、在危險麵前堅定不移、經曆過戰爭經驗考驗過的將軍；
（2）給總司令指派的參謀長，必須是一個具有高度能力和坦率性格的人，同時這個人必須能與總司令保持完全協調一致的行動。勝利是無上榮光的，勝利者的榮譽同樣是相當大的，大到足以把其中一部分分給有功的朋友。布呂歇爾就是這樣與格乃澤瑙和謬夫林格合作的，並獲得了榮譽，這種榮譽是他單獨一個人所無法取得的。可以確定的是，這種雙重指揮絕不可同腓特烈、拿破侖或蘇沃洛夫的指揮相提並論。但是，如果找不到一個具備偉大統帥的全部條件的人，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這可能還是一個最好的解決辦法。
在這些重要問題討論結束之前，另一個有關作戰指導的問題我們還要再來說一說，這便是有關政府在首都設立的軍事會議的問題。長期在巴黎指揮路易十四軍隊的魯瓦，取得了成功；在巴黎指揮過共和國軍隊的卡爾諾，在1793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並拯救了法蘭西，1794年雖然在後期偶然改正了錯誤，但最初的行動很不成功，1796年他就完全失敗了。不過魯瓦和卡爾諾都沒有召開軍事會議，都是自己親自指揮戰鬥的。
經常執行指揮軍隊作戰任務的隻有設在維也納的樞密院會議。歐洲各方麵的意見都認為之所以造成可悲的後果，正是由於這種指揮。關於這種意見正確與否，隻有奧地利的幾個將軍才能給出正確的答案。
對於這一問題我認為，這種會議唯一的職責應該就是通過一般的作戰計劃。通過前麵的陳述，大家應該已經知道，這種計劃如果對整個戰局的進程規定過細，就束縛了將領們的行動自由，則必將招致失敗。我認為這種計劃所決定的範圍應僅限於下麵幾個方麵：規定作戰目標、作戰性質（攻勢或守勢）；規定保障戰鬥初期需要的物質器材的數量，保障預備隊的需要，保障當敵人入侵時全國民兵的需要。必須承認，政府所召集的將領和大臣會議可以，甚至是應該對所有這些問題加以討論的。但是，這種會議的活動應該僅僅以此為限，因為如果命令向維也納或巴黎進攻，給軍隊規定為
到達目標所采取的機動方法被會議認為是自己的權力，那麼這個總司令就是不幸的，是注定要失敗的，而遠離敵人二百古法裏外的那些人就是應該為這一失敗負全責的人，他們覺得自己有權指揮現在本來就很難指揮的軍隊。
民族的尚武精神和軍隊的士氣
人民的尚武精神非常重要，哪怕政府為建設軍隊采取了所有最好的措施，但如果沒有采取培養人民尚武精神的措施，那麼一切也都是徒勞。如果真像人們所形容的那樣，在倫敦舊城的金融中心區，一個軍功勳章獲得者和一個最富有銀行家頭銜的人相比，後者更加為人們所尊重，那麼培養人民尚武精神的情況就隻能發生在靠強大海軍保護的島國。一個大陸國家一旦染上倫敦舊城金融中心區或巴黎交易所的風氣，那被鄰國征服就是遲早的事。人民的勇敢精神和生物精神使羅馬人及羅馬國家變得強盛，然而，後來他們遺失了這種美德，服兵役不再被視為光榮的義務，他們甚至把服兵役的義務轉交給了充當雇傭兵的哥特人、埃盧爾人和高盧人來執行。持續一段時間後，羅馬帝國迎來了不可避免的滅亡。我們不能忘記或忽視一切能夠增加國家實力的因素，哪怕是平凡而勤勞的人們，理由很簡單，因為他們才是促使國家繁榮的主要因素。但這一切做法都要服從能形成國家力量的偉大製度，並且是永遠服從。而鼓勵果斷和英勇的精神正是實現這一點的重要途徑。政策和公道在這方麵是完全一致的，因為隻要不怕犧牲，像愷撒大帝那樣，就比那些利用國家危難之時來中飽私囊的庸人要光榮得多，不管布瓦洛怎麼說，事實就是如此。在一個國家裏，假如那些為了保衛祖國而犧牲生命、財產和健康的勇士們，還不如那些納稅者和交易所的生意人受到尊重，那麼這真是一個可悲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