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歐洲處於半數土地是森林和草地的時代，當僅靠馬和劍就能驅使整個民族從歐洲一端到另一端的時代，哥特人、西哥特人、匈奴人、汪達爾人、阿蘭人、瓦蘭人、法蘭克人、諾曼人、阿拉伯人和韃靼人，都相繼侵襲劫掠過各個帝國。然而，自從火藥和火炮出現，各國設置了大規模的常備軍後，尤其是自從文化和交流使各國越發接近之後，各國都清楚地知道必須互相幫助之後，這種情形就慢慢成為曆史的塵埃了。
將民族大遷移放到一邊，中世紀還是以不純粹的軍事遠征而人盡皆知。査理大帝的幾次遠征，奧列格和伊戈爾差不多在查理大帝遠征的同時對康士坦丁堡的入侵，還有阿拉伯人對盧瓦爾河兩岸的劫掠，都讓9世紀和10世紀這一時期顯得與眾不同。然而，由於這些事件的年代太過久遠，我們對當時軍隊和國家的各類構成因素一無所知，而且在這些事件中，精神教
訓比戰略教訓還多，因此假如我們有時間的話，將在本書末尾對此進行簡單闡述。
自從火藥出現以後，能算是遠征入侵的僅有査理八世對那不勒斯的入侵和査理十二也對烏克蘭的入侵，而西班牙人在佛蘭德的戰鬥和瑞典人在德國的戰鬥則完全屬於另一類型的戰爭。前者屬於國內戰爭，後者僅能算是宗教爭端的一種輔助手段。再者，全部這些遠征都是由較小的部隊完成的。
在近代史上，僅有拿破侖敢於將半個歐洲的正規軍從萊茵河岸轉移至伏爾加河兩岸。然而一定是許久之後才有人向他學習。需要擁有與大流士進行對抗的能力的一個新的亞曆山大和一些新的馬其頓人，這類舉措才可能實現目標。由於現代社會對奢華和享受的貪戀，或許能找到像大流士集團那樣的軍隊，然而在哪裏又能找到亞曆山大和他的軍陣呢？
部分空想家相信，如果拿破侖憑借一個新穆罕默德的身份遠征，帶領一支擁有政治信仰的軍隊，而且可以用穆斯林最高領袖的身份，向民眾許諾美好的新生活的話，他或許就能獲得成功。雖然自由在講演和書本中是如此美麗，但想要實現卻殊為不易，因為它和散漫之間僅差一步的距離。所以也可以判斷，政治信條的輔助或許會變為有效的幫助，這在信念戰爭一節中已經講過。在擁有這些工具的前提下，距離成為謀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還像遊牧民族那樣逐草遷移已經落後於時代太多了。
從己方的基地出發，奔襲八百公裏實施打擊，這在現在也是極為困難的行動。拿破侖對德國的入侵沒有教義也能取得勝利，就在於他的入侵對象是些強大的鄰居，而且擁有像大自然屏障一般的萊茵河基地；他在入侵初期麵對的那些相互缺乏聯係的次等國家，在之後都投到了他的麾下。如此一來，他的基地自然而然地從萊茵河轉到了因河。在對普魯士的入侵中，拿破侖利用了在烏爾姆、奧斯特利茨事件之後德國缺乏防衛的有利條件，利用了申布倫和約，所以使柏林處於全麵的被動挨打之中。至於能夠算是遠征入侵的在波蘭的首次戰爭，我們在其他地方曾經講過。拿破侖的勝利主要應該歸功於敵人的猶疑不定，而並不取決於自己的謀略，雖然他的行動也是睿智和猛烈的。
拿破侖對西班牙和俄國的入侵，無功而返。然而，這些入侵失敗，也不是由於他發布的那些不夠激動人心的政治諾言。關於這點，拿破侖1808
年對馬德裏代表團所作的經典演講，和他對俄國人民所作的宣言，均能證明此事。
再說德國，雖然它對新建的政治秩序充滿激情，它卻仍為穩定這種社會秩序而安撫人民；它最終失去人民信賴，就是因為大規模戰爭所造成的破壞，還有因為大陸計劃所做出的犧牲，而並不是由於那些激進的理論引發了它的反感。
至於法國，因為1815年的教訓讓它牢記，將政治理論當作獲取成功的一個主要因素，是不安全的。假如這些理論被用於製造風暴、混亂，如此就無法控製這些混亂的後果。它的所謂自由主義的言論並不能激發人民群眾的積極情緒，而最後隻是給空想理論家和自說自話者製造武器來打倒自己，其證據就是，熱朗內和拉斐特還有它的出版物，推動它的垮台的作用，不亞於敵人刺刀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