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以來，寧波（明州）成為浙東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中心之一。寧波是我國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宋元時期海外貿易非常興盛。北宋著名詩人梅堯臣在贈送《王司徒定海監酒稅》詩中說：“悠悠信風帆，杳杳向滄鳧。商通遠國多，釀過東夷少。”
寧波人不僅善於經商，而且也會做學問，人文薈萃，名家星羅，湧現出不少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唐初書法家虞世南，北宋慶曆明州五先生，南宋孝宗時宰相史浩，淳熙甬上四先生，宋末王應麟、黃震，元代文學家戴表元、張可久，明代方孝孺、王守仁、範欽，清代朱舜水、黃宗羲、沈先文、張煌言、萬斯同、全祖望等等，他們在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具有7000年文明史的寧波，文化淵藪源遠流長，因而素有“文獻之邦”的美稱。現在，我們隻要稍稍打開一下那些塵封久遠的文化內涵，就能立即發現曾有那麼一大批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書法家、科學家……在這塊土地上誕生並留下足以代表中國文化發展的真實足跡。他們或躋身仕林，或落魄鄉野。他們的名字已在曆史中凝固，他們的思想和業跡是後世寧波人寶貴的精神財富。
虞世南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今浙江）餘姚人。南朝陳武帝二年（公元558年）——唐太宗貞觀十二年（公元638年），終年81歲。少年時學於顧野王，十年精思不懈，文章聞名於世。他在陳、隋二代為官，初為隋煬帝近臣，入唐後，為弘文館的學士，官至秘書監，貞觀七年封永興縣子（故世稱虞永興）。甚得唐太宗的敬重，死後贈禮部尚書，並繪像於淩煙閣，為二十四功臣之一。唐太宗曾詔曰：“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絕。一曰忠讜，二曰友悌，三曰博文，四曰詞藻，五曰書翰。”
虞世南幼年學書於王羲之七世孫，著名書法家僧智永。受其親傳，妙得“二王”及智永筆法，故其書法筆致圓融豐腴，外柔內剛，血脈暢通。論者以為如裙帶飄揚，而束身矩步，有不可犯之色。他的書法，得到智永的傳授，繼承了二王的傳統，收到很好的效果，稱得起接魏晉之緒，啟盛唐之作，與歐陽詢、褚遂良、薛稷號稱初唐四大書家。虞世南為人沉靜寡欲，誌性剛烈，議論正直，深得唐太宗器重。
虞世南作書不擇紙筆，卻很注意坐立姿勢和運腕方法。他認為，隻要姿勢正確，手腕輕虛，即使是粗紙，禿筆，信手拈來也能揮灑自如，別出新意。
相傳有一次，唐太宗把虞世南召來說：“朕近日來，已命人將大明宮的巨幅屏風裝飾一新。你才思敏捷，書法精妙，快把一百零五名烈女的小傳用工楷寫在屏風之上。”唐太宗邊說著便拿出稿本，把這些烈女的主要事跡一一介紹給虞世南聽。虞世南聽完聖意，來到大明宮，憑著自己驚人的記憶力，一邊揮毫，一邊構思，在屏具上寫了起來。為了保持臉部與屏麵平行，虞世南忽而墊凳而上，忽而又棄凳蹲下，筆法純熟，姿態穩健。隻花了一晝夜的功夫便完成了任務。虞世南寫畢屏風，猶無倦意，細心校閱一過，竟一字不誤，一筆未改！
其作品在元代就已很稀少，今所見存從帖中之外，傳世書跡刻石楷書有《孔子廟堂碑》、《破邪論》、行書有《汝南公主墓誌銘》、《摹蘭亭序》等。《唐人摹蘭亭序三種》其中之一傳為虞世南的墨跡。
朱舜水
清代浙東學派就是以他為鼻祖的，他的《明夷待訪錄》是世界上最早的民主啟蒙主義巨著，康梁變法、辛亥革命等重大進步政治運動無不受其直接的巨大影響。朱舜水自抗清失敗移居日本之後，對日本各方麵的發展變革影響之巨，是怎麼評價都不過分的。在日本，從水戶藩主德川光國開始，舉國上下，有口皆碑，崇敬之情迄今不衰。
王陽明
明朝年間，餘姚出了一位既是哲學家、教育家又是宿將的名人，叫王守仁。餘姚“四碑亭”即留有紀念他的碑亭。碑文是：明先賢王陽明故裏。楹聯：曾將大學垂名教，尚有高樓揭瑞雲。橫額：真三不朽。
王守仁(1472—1529)字安伯，號陽明，世稱陽明先生，生於餘姚。父王華，在明成化十七年辛醜(1481年)中了狀元，王守仁就隨父移居紹興，還到過北京。
王守仁是我國宋明時期主觀唯心主義集大成者。他發展了陸九淵的學說，用以對抗程朱學派。他說：“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心之用，知善知惡者良知，為善去惡者格物。”並以此作為講學的宗旨。他斷言：“夫萬事萬物之理不處於吾心”，“心明便是天理”；否認心外有理、有事，有物。認為為學“惟學得其心”，“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刪鋤之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而已”。要求用這種反求內心的修養方法，以達到所謂“萬物一體”的境界。他的“知行合一”和“知行並進”說，旨在反對宋儒如程頤等“知先後行”以及各種割裂知行關係的說法。他論兒童教育，反對“鞭撻繩縛，若待拘囚”，主張“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以達到“自然日長日化”。他的學說以“反傳統”的姿態出現，在明代中期以後，形成了陽明學派，影響很大。他廣收門徒，遍及各地。死後，“王學”雖分成幾個流派，但同出一宗，各見其長。他的哲學思想，遠播海外，特別對日本學術界有很大的影響。
黃宗羲
在寧波餘姚龍泉山腰，有四石碑亭，為四位先賢而築。其中一亭的碑文是：明遺獻黃梨洲故裏。楹聯：孝子忠臣祀典千秋列東廡，儒林道學史家特筆著南雷。橫額：名邦遺獻。這座碑亭是為明末黃宗羲而建。
黃宗羲（16l0—1695），字太衝，號南雷，學者稱梨洲先生，寧波餘姚明偉鄉黃竹浦人。父尊素為“東林”名士，被魏忠賢陷害。他受遺命問學於劉宗周。十九歲入都訟冤，以鐵錐斃傷仇人。他領導“複社”成員堅持反宦官權貴的鬥爭，幾遭殘殺。清兵南下，他召募義兵，成立“世忠營”，進行武裝抵抗，被魯王任為左副都禦史。明亡後隱居著述，屢拒清廷征召。他與孫奇逢、李顒並稱三大儒。學問極博，對天文，算術、樂律、經史百家以及釋道之書，無不研究。史學上成就尤大。所著《明儒學案》，開浙東史學研究之風氣。在哲學上，反對朱儒“理在氣先”之說，認為“理”不是實體，隻是“氣”中的條理和秩序。但認為“氣質人心是渾然流行之體，公共之物也”，又說“盈天地皆心也”，具有泛神論傾向。以為“致良知”之“致”字即是“行”字，反對“測度想象，求見本體，隻在知識上立家當，以為良知”。揭露了君主一個私有天下產業的罪狀，作出“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大膽結論。認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肯定“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主張改革土地、賦稅製度。反對傳統的農本工商末的觀點，強調工商皆本。這種政治曆史觀在當時有進步意義。文學方麵，強調詩文必須反映現實，表達真情實感。著作有《宋元學案》、《明儒學案》、《明夷待訪錄》、《南雷文集》等。
黃宗羲在1668年接受寧波學者萬泰、陳同亮、陳夔獻等邀請來甬，在白雲莊“證人書院”講學。在此期間，他還在範欽曾孫範友仲的幫助下，衝破範氏嚴格鎖閣的族規，成為破例登上“天一閣”讀書的第一個外姓人。他不但接觸了天一閣全部藏書，還親手編著了《天一閣書目》，撰寫了《天一閣藏書記》。
黃宗羲作為浙東史學鼻祖，治學的特點，是從儒家經義和純粹理學的框框中解脫出來，提倡以六經為根柢，兼談曆史，貫通經史，通達古今，經世致用，為史學研究開辟了新的境界。
全祖望
全祖望（1705—1755），字紹農，一字榭山。後人尊稱他為榭山先生，寧波人。
全祖望在學術上推崇黃宗羲，在史學上受萬斯同影響。他曾用十年時間續修了黃宗羲的《南雷黃氏·宋元儒學案》，七校《水經注》和《困書紀聞三箋》，續選《甬上耆舊詩》。撰有《漢書地理誌稽疑》、《古今通史年表》、《經史問答》、《勾餘土音》、《丙辰公東征士小錄》和《鮚埼亭》集等，為我國文化寶庫增添了珍貴的遺產。他平生不願作應酬文字，他曾說過：“應酬文字，十九束閣。”他寫的碑傳文能廣泛搜求遺聞軼事，詳加稽考，力求準確可靠。且敘事清晰，文字清新流暢，所以他寫的碑傳文一直享有盛譽，有很高的文學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