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吳澤霖民族研究文集》
20世紀八九十年代，正值我國民族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重建的開端，民族出版社有感於長期以來，我國有許多專家學者在民族工作的戰線上從事民族科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的研究，他們在極其艱難困苦的條件下，為發展這些學科的科學研究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在國內外學術界都有較大影響。為便於廣大讀者學習和了解老一輩科學工作者在民族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方麵的研究成果，陸續出版了他們的個人的文集，希望這套文集的編輯出版能促使上述學科研究事業的進一步發展。
為此，民族出版社決定為吳澤霖先生出版一冊民族研究文集。吳澤霖先生當時接到邀約後頗感為難，因為他在1966年以前發表的文章和著作，早已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其他微薄家產一起被抄走，事後也不知去向。中南民族學院有關領導得知這次籌集出書一事後就極力協助，熱切關懷，當即派人到北京、上海等圖書館去尋找、複印或抄寫。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也給予熱情地幫助，在各方麵提供查閱資料的方便。雖然一些有關民族學方麵的文章和著作也不知下落，但還是在已找到的作品中挑選了一些有關民族學方麵的文章，包括對苗族、納西族、彝族的婚姻習俗、社會組織、宗教信仰等方麵的研究論文。具體篇目如下：《貴州短裙黑苗的概況》、《水家的婦女生活》、《貴州少數民族婚姻的概述》、《爐山黑苗的生活》、《麼些人之社會組織與宗教信仰》、《麼些人的婚喪習俗》、《大小涼山彝族的婚姻》、《貴州省清水江流域部分地區苗族的婚姻》、《群婚殘餘試探——有關中國少數民族婚姻和家庭的一些問題》、《民族學田野調查方法》等。
此外，吳老在歐美看到當時博物館對於促進民族之間相互了解所起的巨大作用，印象深刻，因此聯想到民族博物館在我國可能發揮一定的作用。所以，他在貴州少數民族地區調查時，隻要財力許可，總盡量順便收集一些富有代表性的民族文物，存放在貴陽大夏大學的社會研究室內，用以宣傳民族文化交流。初期的收集、展覽的成功堅定了他對民族博物館在促進民族關係上能起到積極作用的信念，並鼓勵了他在以後的學術生涯裏為促進建立各級民族博物館而不斷努力。因此在本文集中，也收錄了兩篇論述民族文物和民族博物館的文章：《關於少數民族文物的一點認識》、《論博物館、民族博物館和民族學博物館》。此外還收錄了幾篇近作《民族學田野調查方法》和《猶太民族曆史畫卷的一幅重要畫麵》。
三、吳澤霖與中國人類學
吳澤霖“對我國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學科基礎的奠定和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關於吳澤霖先生的學術思想，當代學人曾經精辟地概括為“注重田野調查，為促進社會進步服務”，並認為他在民族學理論上的貢獻主要體現在：注重學術研究的前瞻性、理論分析的理性和科學原則、強調田野調查的重要性。在此，我們擬從學術研究領域的拓展、學術教學、科研機構的建立、學科知識的普及及應用等方麵的成就和建樹來看吳澤霖先生對中國人類學的建立和發展所做的巨大貢獻。
1．學術研究領域的拓展
（1）早期的社會學研究
吳澤霖早年專攻社會學，造詣精深，學識淵博，是我國社會學開創者之一。
20世紀20年代末，正值社會學在中國醞釀的草創之際，吳澤霖學成歸國，任教於上海大夏大學，立即率先投入到建立中國社會學的工作。他廣泛介紹西方社會學的發展狀況和社會學的發展流派；撰寫和翻譯了《社會約製》、《社會學大綱》、《社會學及社會問題》等著述；在擔負繁重的行政工作的同時，還講授《社會學理論》和《社會心理學》等課程；並會同孫本文、潘光旦、吳景超、信心哲等教授組織“東南社會學”——中國第一個社會學團體，並創辦了《東南社會學刊》。不久，又和東南社會學社的同仁一起與北京的任許廉、吳文藻、陶孟和、陳達等教授聯合組建了第一個全國性的社會學組織——中國社會學會，出版了第一個全國性的社會學刊物——《中國社會學會報》。
社會學是一門緊密聯係實際，應用性很強的學科。吳老一貫主張社會學應著重社會調查研究，解決社會問題，理論應建立在實踐基礎上，認為學生在接觸課堂教育的同時應深入社會實際，了解情況，豐富自己。在上海大夏大學期間，他就組織學生深入到上海市區和蘇州的望亭鎮，對勞工問題、糧食問題、慈善教育事業、育嬰事業、遊民及老殘救濟事業進行了實地調查。在此基礎上撰寫了《上海老殘救濟事業》、《上海慈幼教養事業》、《上海的育嬰事業》等一批見時弊而策改進的科學論文，開創了社會學應解決社會問題，理論應建立在社會實際調查之上的一代新風。
回顧中國人類學、社會學等人文社會科學發展史的時候，我們都會明顯的感覺到，早期的學科分野並未如現在一樣涇渭分明。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曆史學等等學科的研究往往交織在一起，呈一種複合的趨勢，這也與早期的學者學貫中西是不無關係的，一方麵深諳中國傳統曆史文化，另一方麵又受過係統的西方社會科學訓練。所以，在吳澤霖早期的社會學研究中我們也不難窺見人類學理論和方法的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