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人對黑人、猶太人和東方人的態度》用大量的數據和調查事實，生動地描繪了20世紀初美國社會中種族歧視和種族壓迫的完整圖景，為人們更好地了解美國種族問題的曆史和現狀提供了科學的資料，也為人們進行理智、科學地改善種族關係，解決種族矛盾進行了全新的理論嚐試。
由於曆史和現實的原因，無論是早期還是當代中國的人類學者，主要致力於國內民族問題的研究。而吳澤霖先生卻是不多的對世界民族問題展開獨到研究的人類學者。
中印邊境爭端時期，他和潘光旦、費孝通、吳文藻等，受外交部委托，從事收集和翻譯有關中印邊境和帕米爾地區的曆史地理、民族外文資料。事關國界與外事，責任重大，他們日以繼夜地伏案工作，曆時兩年圓滿完成任務。在此期間，他先後翻譯並注釋了《帕米爾高原及其附近地區曆史、地理、民族英文參考資料彙編》、《阿帕塔尼人及其鄰族》、《蘇班什裏河流域的達夫拉族》等數十萬言的譯著。
20世紀80年代，吳澤霖先生繼續了他對猶太民族的研究。他又根據最新資料，寫出了種族與種族歧視、猶太人問題等多方麵的文章，堅持了其一貫立場，引起海內外人士的高度重視。如他為潘光旦教授的遺著《中國境內猶太人的若幹曆史問題》所寫的序言——《猶太民族畫卷中的一幅重要畫麵》就是一篇關於猶太人的高水平的論文，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稱讚。美國學者SidneyShapiro曾將它譯為英文，編入1984年出版的《舊中國的猶太人》一書中。《就猶太民族曆史問題答克倫普納先生》也曾被多處轉載，並譯成英文在美國發表。SidneyShapiro美國學者曾這樣高度評價：“八十多歲高齡而仍健康的吳教授，是社會人類學家，是中國民族史權威”，“他對這種種族和宗教上的啟示所作的分析、簡介，現在中國學者中實屬鳳毛麟角的。”
2．民族學博物館事業的發展
美國著名學者克魯伯曾將人類學者形容為“一個有博物館的社會學科學家”。在中國人類學發展的早期曆史中，這些林林總總的標本室、陳列室或是博物館，正如李亦園所言，他們的存在已不隻是客觀地展示各民族的文化內容，更是主觀上表達出人類學家對文化現象的基本看法及其研究旨趣。
而吳老就是我國當之無愧的民族博物館事業的創始人和最有權威的“民博”專家。他為我國民族學博物館的創建和民族博物館學的創立，作了大量開拓性的工作，為中國民族博物館事業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吳澤霖很早就留意於民族文物的收集整理。1931年，吳澤霖在大夏大學設立社會學教研室，專事收集如圖騰模型和原始民族用具等實際材料及調查圖表。1937年參加國民政府行政院主辦的京滇公路展覽期間，吳澤霖一路（同時在皖贛湘黔滇川等省搜集各種文物）收集各種民族文物，並拍攝風光習俗照片百餘幅，回滬之後，舉辦公開展覽。
戰爭期間，大夏大學西遷到貴陽。也就在這個時候，他又為開創一個新的學科——民族學博物館而竭心盡力了。早在貴州、雲南做民族調查及參加民族工作考察的時候，吳澤霖和他的同事在田野調查的同時，吳老就大量地收集了西南少數民族的珍貴文物和資料，他們成立的“苗夷文物陳列室”共征集苗族文物1000餘件，在貴陽舉辦了三次民族文物展。
1941年吳澤霖到昆明西南聯大任教，除在雲南組織一批人到各處進行調查外，還征集民族文物，在清華大學駐昆明辦事處公開展覽。以後，這批文物被帶到清華大學，存放於清華大學人類學係文物陳列室。抗戰勝利後，吳澤霖還說服清華大學校長，以重金收購了從台灣運回的高山族文物。在清華大學，他建立了“民族文物室”，搶救和珍藏了一批珍貴的高山族文物。解放後，這些文物移交給中央民族學院擴建的民族文物室。